人類學家Krystal D’Costa撰文指出，雖然物質邊界有助人形成對時間和空間的共同經驗，從而促成身分認同的建立，但這卻過於簡化圍牆的意義，忽視了圍牆同時是交流的地方，以及在圍牆下生活的居民的獨特身分和經驗。
由古羅馬帝國在英國所興建的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說明了圍牆的這項特質。
哈德良長城建於公元120年，一直作運到5世紀初。當時不列顛的布立吞人（Britons），要求羅馬人協助防衛北部的皮克特人（Picts）和蘇格蘭部落南侵，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於是派軍到現今英格蘭北部築起防禦長城，長城全長117.5公里，同時由公帑和私人投資，當地居民亦有投入勞動力興建。
哈德良長城被視為一道分隔屏障，羅馬人能夠向通過城牆的人口徵稅。數世紀後，羅馬人撤出不列顛，當地人便陸續將長城解體，取用圍牆的建材建屋，如今哈德良長城只剩下斷壁頹垣，已不復當年氣勢。
作為身分認同的中介，哈德良長城長久以來為不同群體提供建立認同的可貴資源。對18世紀大英帝國而言，哈德良長城被視為羅馬在英國留下的重要物質遺產，意味着大英帝國亦繼承羅緊帝國的權威，為殖民帝國擴張帶來根據。
對蘇格蘭人而言，哈德良長城則象徵祖先的勇猛氣魄，成功抗衡和抵禦羅馬人的帝國擴張。因此這道長城從兩方面定義了地域身分，對長城以南的人而言，長城被視為一項重要文化遺產，對長城以北的人而言，長城則清楚界定了誰是他者。
然而，這對理解居住沿長城一帶的居民身分沒有幫助。根據記載，羅馬軍團會在帝國各地招募士兵，而且有紀錄顯示，駐守哈德良長城的士兵當中，不少原居地位於現今德國和西班牙，因此軍團的種族構成是相當多元。
這些外族士兵在當地駐紮定居後，為當地注入異質文化，與當地居民通婚後，他們的後代亦有別於其他原居民。可見哈德良長城既能夠分隔族群，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同樣體現對不同族群的包容。
有關對長城居民的混雜身分描述，可見於英國古物學家萊特（Thomas Wright）的著作當中。萊特堅持認為，沿長城生活的居民是特別族群，而且採用羅馬語。萊特在1852年出版的著作《塞爾特人、羅馬人與撒克遜人》（The Celt, the Roman and the Saxon）中，一方面堅持這些居民非常獨特，但同時強調他們易受羅馬文化感染。由於當地語言混雜，以致經常帶來歧視問題，長久以來困擾著當地居民。
在現今世界，文化疆界似乎已經過時，哈德良長城及其他圍牆的例子，或者為出現「去疆界化」帶來啟示，而流動性則被視為現代性的標記。無論是政治疆界還是性別身分，邊界同樣備受挑戰和被重新定義。在這種情況下，圍牆則象徵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理想圖景，就是想像一個地方能夠徹底與外界隔絕－－事實上，圍牆無法發揮這樣的作用。
與哈德良長城的例子類似，川普揚言要興建圍牆的美墨邊境空間，當中的內涵其實相當複雜，既是有矛盾衝突，亦同時具備包容多元的特質。
現時美墨邊界是由1848年簽訂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所劃定。長久以來，每當墨西哥陷入不景氣，人們便會北上遷徙到美國邊境，而當美國陷入不景氣，例如1929年起爆發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人們便舉家南遷墨西哥。
於是乎，這些在美墨邊境聚居的數代居民，便形成了獨特的身分認同。他們將自己與生活在美國國內的拉丁美「少數族裔」分別開來，同時不被墨西哥人認同，被認為沒有完全繼承墨西哥傳統。究竟興建川普圍牆，對這些邊境居民有甚麼影響，仍然是未知之數。
雖然川普聲稱圍牆是要阻截非法移民，但數據顯示，絕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從空路入境，或者簽證到期後逾期居留，他們不僅是來自墨西哥，亦有來自印度、加拿大、歐非亞各國。
至於通過美墨邊境偷渡入境的，其實過半都不是墨西哥人，他們多數是來自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中美國家，而墨西哥政府的驅逐出境命令中，有97%牽涉這些中美國家國民。實際上，移民美國的墨西哥人不僅較少，回流墨西哥的人數亦相對較多。
可見川普圍牆阻截非法移民的實際效用成疑，但它卻是借墨西哥作為手段，向全球各國發出的一道強硬聲明。
有別於蘇格蘭人視哈德良長城為祖先抵禦強敵的證明，對墨西哥人而言，川普圍牆是對墨西哥進步發展和美墨夥伴關係的侮辱。
Krystal D’Costa提醒，圍牆之所以有效，是要靠兩邊人民參與維持，無論是實體上的結構維修，還要有文化上的支持。雖然國界是永遠無法被消除，但不要以為圍牆可以鞏固邊界。
參考資料：Scientific American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Outside 美墨長城可以劃定國界嗎？古羅馬的哈德良長城建成後，反而造就了多元族群的冒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