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蕭新煌 ／新南向政策的「要」與「不要」

蕭新煌 ／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在國民黨李登輝的執政時代就提出第一波南向政策，而且此一「南向」概念是那時開始用的，接著在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下，也繼續主張第二波南向（二○○三年開始）。但到了二○○八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後，由於對外政策巨變，只看西向（中國），於是南向思維終告中斷。

第一波的南向政策，成績有二，一是開啟二次戰後，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制度化契機，二是提升東南亞各國政經勢力，對台灣的注意力和關心程序。但由於將全部政策重心放在投資，未顧及其他非經濟領域的交流和深根，以致重一時和眼前的經貿利益，輕長遠的外交多方位的策略思考，以致矮化、侷限了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只會見錢眼開，過於現實利益取向。第二波的南向，雖然有意擴大到國會、學術、ＮＧＯ、宗教交流，但卻缺乏統籌的決策中樞，以致作法零散，還是走短線，拉個人關係，缺乏累積性和制度化。而另一結果是在本國的東南亞研究的深化方向，更已顯得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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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八年的馬政權下，台灣與東南亞實質關係每況愈下，糟糕的是，雖也有所謂「東南亞經貿工作綱要」在推動，但大都在較低的外交行政層級，並無高視野的外交目標可言。台灣在東南亞各國政府眼中的「政治地位」一再下降，駐東南亞各國的台灣代表處乃淪為「國民黨和中」的工具，根本無能力展現台灣立場和國格，也根本沒策略、沒作為去加強與東南亞的「國家外交」工作。更糟的結果是，國內東南亞研究從此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領域，政府的文教部門也放棄了對東南亞區域學術研究的鼓勵和帶動，東南亞研究也立即嘗到「後天失調」的不幸命運。

二○一六年五月廿日後，民進黨將再重新執政，蔡英文準總統也在選前公開提出所謂的「新南向政策」（我稱它為「南向三．○」）。既然是「新」政策，就一定要去除之前十六年走過卻不成功或錯誤的「舊」思維、「舊」途徑。

我認為「新」政策有幾個「要」和幾個「不要」：

一、要全方位建構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可考慮建立在ＡＰＥＣ基礎上，加強台灣與ＡＳＥＡＮ的網絡和制度化關係；不要只限經貿投資或招商，更不要再走個別商人和政治人物的後門。

二、要將東南亞的統籌中心政策提高到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不要只停留在外交部亞太司的層級；諸如移民署、內政部、勞動部都應整合在其中。

三、要深化國會、學術、智庫、宗教、勞工、城市、體育、藝術、環境、人權各領域的雙邊和多邊關係；要在各領域認定選擇幾個主要的交流窗口，重點切入；不要再走過去外交部ＮＧＯ委員會的「均貧」小氣老路。

四、要嚴肅體認東南亞學術研究水準的提高，絕對是固本的必要途徑，再次重視和鼓勵台灣的東南亞研究，要重點培養幾個在台灣的東南亞研究機構或智庫；不要再像以前那樣，由各大學或智庫任憑功夫搶短線經費，而根本無長遠的研究視野和策略，完全無人才培育計畫，一旦沒錢就「撒下」或「落跑」。

五、要善用台灣在東南亞一萬多家「台商」和廿五萬的台僑，以及在台灣的十五萬東南亞配偶和四十萬東南亞勞工，以建構具有互惠、公平和人權特色的新南向政策；不要短視或是濫用上述經濟和社會資本，甚或只是無厘頭地空談或畫餅。

六、要確實掌握東南亞各國的政經局勢發展，可邀請國內相關大學、研究機構或智庫專家學者進駐不同代表處，以進行近距離的深入觀察和提供即時報告；不要再因循苟且，代表處只會應付到訪的官員和立委，以致只會做內交，送往勞來。

七、要固守在東南亞各國中與台灣關係較深厚的國家，多下工夫以作為擴散台灣網絡和「護台」的據點，並強化與他們在台代表處的多樣深入接觸層面；不要毫無頭緒或只能做些膚淺地，卻又無長遠規劃的即興接觸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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