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只有在司法警察出具身分證件及由檢察官所簽發的拘提票時，民眾才有義務到案。又除非是被拘提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若如自行到場接受詢問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二九條第三項，司法警察並無權移送檢察官。這也代表，當事人可自由離去，若因此受阻，警察反可能觸犯刑法的私行拘禁罪或強制罪。
至於民眾只要受到執法者偵訊，即便是在超商之類的場所，司法警察都須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即有權保持緘默、有權請律師與窮困辯護等權利之告知，更須依刑事訴訟法第一○○條之一第一項為全程錄音錄影。若偵訊未完備此等程序，因此取得的供述與資料，原則上無證據能力。
此外，司法警察的搜索，雖以取得搜索票為原則、無令狀搜索為例外。惟由於聲請搜索票，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二八條之一第一項，須經檢察官許可及經法官同意簽發，要件極為嚴格，就使無令狀搜索成為警察規避法律的巧門。
尤其是得同意之搜索，並無須於事後，向檢察官與法官陳報的審查機制，更使此種方式成為巧門中的巧門。甚而所謂自願性同意，在面對強勢的執法者時，即便事前告知得拒絕，恐也難為抗拒，則因此所簽署的同意書，何有自由意志可言？故此次憲兵隊的荒腔走板，正暴露出法律應然與實然的落差，更讓人思考，如此無視人權保障的偵查手段，到底只是個案，還是冰山一角？
人民法治觀念的提升，雖有助於防止公權機關的濫權違法，但如果執法者本身不守法，一切只為達犯罪控制的目的，而不顧正當程序的保障，則平民百姓就得隨時武裝好自己的法律知識，以防萬一。這是何等悲哀之事！（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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