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可能讀過日本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所著的《長日將盡》，那是本描寫一九二○至三○年代英國貴族階層沒落衰亡的故事，該書獲英國最重要的布克獎。沒有讀過原著的，可能也看過根據該書而改編的電影。
一九二○至三○年代，乃是近代英國政治史和文化史最值得探討的一個階段，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未久，英國由於傷亡慘重，所以英國貴族階層著魔的相信和平，只希望過著安逸的日子。那是英國的「綏靖姑息」政策（Appeasement）當令的時刻，因此當希特勒崛起時，英國大力吹捧的人真不少，當時的工黨領袖蘭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就宣稱，他是個沒有個人野心的人，他吃素，住在鄉下而不住在城裡，他獨身，喜歡小孩和老人，他是個孤獨的人。因為著魔和平，甚至到了是非不分的程度，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以朝聖的心情和希特勒見面簽了「慕尼黑條約」，大力放水，出賣了盟國利益，而他居然夸口而言，自己是「和平天使」，創造了難得的「光榮的和平」。到了後來希特勒在歐洲到處入侵，張伯倫才被國會趕下台。那個時代的英國貴族政客真是不可思議，後來的英國作家布萊特（Ronald Blythe）遂寫了一本斷代史《虛幻年代：二○至三○年代的英國》記載那個時代的荒唐錯亂及貴族階層的自以為是、善惡不分。
而《長日將盡》就是以文學手法表現那個時代貴族階層的矯揉做作、自以為是，脫離了人們經驗與感受的實況。書中所寫的那個達林頓爵士豪宅府邸，就是在影射那個時代的貴族政客及他們的家僕風格，最後整個府邸沒落，就是那個時代的輓歌！我最近讀了布萊特的《虛幻年代》重印精裝版，就深有感觸，和平的確是個重要的價值，但和平和善惡是非、國家利益、普世人權等更高的價值不容牴觸。如果只是把和平掛在嘴上，卻犧牲了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價值，那就不是「光榮的和平」，而是「屈辱的和平」或「邪惡的和平」，它只會製造出一個「虛幻年代」！ 我讀了《虛幻年代》後，立刻想到的，就是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所製造出來的同樣虛幻的年代！
「馬習會」雖然早已成了過去，但馬英九仍念茲在茲的不忘他和習近平握手攝影的畫面，他仍認為那是他一生最大的榮寵，舊調仍然一直在提。馬一直在提「馬習會」，就讓我想到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見希特勒後，不斷自誇是「和平天使」和「光榮的和平」。他們都是把屈辱當成光榮的不知羞恥，他們所說的和平，其實不是和平，而是降服。台灣的絕大多數人都對「馬習會」沒有正面評價就是證明。
我對兩岸領導人會面並不反對，但像兩岸這種關係，會面的目的並不只是握手攝影而已，真正重要的，乃是藉著會面談話，碰撞出火花，替將來的兩岸關係擬定出新的方向，也替台灣創造出更多利益。但非常可悲的，乃是馬並非開創型的人物，他只在意見面握手攝影存證這種形式，卻畏懼碰撞，因此馬習見面只是強化了對台灣的箝制、矮化了台灣的地位，因而沒有一點火花。沒有火花的馬習會，怎麼會有任何建設性？馬習會是馬英九錯失了機會！
研究近代和平理論的都知道，近代國家由於受制於國際環境的制約，許多大國已不能隨心所欲。這也就是所謂的「非自願的和平」形成的原因。兩岸和平就是種「非自願的和平」。中國因為是個新興的強權，受到許多國家的監督，而不能隨心所欲，也無法隨便對台動武，中國一旦對台動武，它在整個世界上就會失去整個正當性。就因為中國要在亞洲和世界重建正當性，所以它對台灣的需要大於台灣對它的需要。但馬英九對這種矛盾的關係缺乏理解，他只根據簡單的強弱二分法，自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在馬任內，兩岸關係才愈走愈偏，台灣的許多核心利益遂被讓渡了出去。如果他了解台灣的存在是對中國有利的，台灣其實有很多籌碼的，而不至於兩岸關係愈走愈差。就以這次「馬習會」，習近平為了鞏固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盤，同時訪問了越南和新加坡，大打和平牌，臨時才想到「習馬會」，希望能有助於它的亞洲戰略，這明明是北京有求於台灣的時候，但馬英九卻不能反客為主，向北京提出要求，馬的政治判斷實在不算及格。
馬英九在馬習會這個議題上，不敢去碰撞出火花，只是在習近平指揮下去配合著當一個小配角，演出中國的和平大秀，這場秀對台灣而言只是個「綏靖姑息」政策的版本而已。這時候我就想到英國作家布萊特在《虛幻年代》這本著作裡所下的斷語，他指出英國在一九二○及三○年代，統治的貴族階層在思想價值判斷上已經老化，他們活在自我封閉的世界裡，一切都自以為是，無知者則跟著起鬨，他們把和平變成無是無非的荒誕大戲，這絕對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一個垂死的階層之必然。這個貴族階層生活在他們的世界裡，世界怎麼變、人們怎麼想，都已和他們無關。他們是即將消失的遺跡。他們已「長日將盡」！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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