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長鄭麗君遭掌摑後重申，中正紀念堂轉型不能簡化為「去蔣化」，而是「再民主化」。（記者潘少棠攝）文化部長鄭麗君遭「不認識的女士」掌摑後重申，中正紀念堂轉型不能簡化為「去蔣化」，而是「再民主化」。打了轉型正義一巴掌的人，也許自認為是「蔣公」的捍衛者。事實上，這種思想狀態的人，早已背離蔣介石「消滅共匪」、蔣經國「革新保台」的核心價值，淪為共匪的同路人甚至馬前卒，也徹底否定了兩蔣應可獲得客觀評價的保台努力。
一九四九，兩蔣來台之後，在冷戰結構之下，依附於西方民主陣營，即使遂行威權統治，仍以「自由中國」自居，為了政治號召，也為了回應美國壓力，有限度地實施民主。於是，有人批評兩蔣「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幸運的是，威權統治下的民主，儘管原來只是宣傳，卻在台灣內部產生行動實踐，最後成為主流。可以說，兩蔣的民主宣傳，弄假成真開出民主之花，台灣人民替他們父子完成了有別於毛澤東的歷史形象。所以說，今天推動轉型正義的人，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正好替兩蔣深化當年言過於實的民主口號，歷史之弔詭莫此為甚。
近年來，「把獨裁者當成神在拜」的人，不斷在複製獨裁者的暴力行為，完全否定轉型正義的意義。其實，若非民主化，若無轉型正義，掌摑部長的行為，絕對不止於依法偵訊而已。若不是台灣人民前仆後繼，造就了今天的民主自由，那些上街反年改、打部長一巴掌的人，下場恐怕是政治犯。可是，今天在台灣打著民主反民主的人，基本人權卻備受保障，免於對岸專制政權那樣想抓就抓。而少數人，卻憑著台灣的民主，將兩蔣當作某種圖騰，而且，還移花接木到「統一大業」，這到底是時代的錯亂？還是他們思想的混亂？
中正紀念堂存廢，蔣氏後人也看法不一，但利用族群動員的政黨與政客，總是將它當作神聖不可侵犯。其實，隨著民主演進，有關轉型正義爭議，除了特定政黨與政客的反射動作，多數國人根本不會受到撩撥。不可思議的是，竟然也有個別執行轉型正義工作者，不倫不類將自己比擬為東廠，引起輿論譁然而去職。這顯示台灣社會已經遠離歷史現場，多數人對當年的恩怨情仇已經隔了一層，社會氣氛的舒緩為轉型正義工程提供了一個更成熟的環境。政黨與政客都要有所體認，繼續用過去廉價動員的思維來謀取私利，其邊際效應一定會快速遞減。
台灣政黨輪替了三次，中正紀念堂依舊是轉型正義的角力點。這是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還是政黨與政客還沒準備好？如果政治力與社會力仍未能亦步亦趨，也許，中正紀念堂銅像封閉不再對外開放，也是個辦法。銅像原封不動，但封閉在歷史的暗室，不失為一種後現代藝術的展演。這樣的封閉狀態，等到民主活力進一步化解轉型正義的僵局，經過空間轉型再予以敞開，屆時，蔣氏從神聖不可侵犯，走下聖壇接受民主的功過評判，台灣這一段歷史經過實事求是的檢驗，自能超越仇恨轉換為正能量。
桃園慈湖紀念雕塑公園，兩蔣雕像繼續存在卻存有不同的意義，也許值得參考。不同觀點的人，來到公園看到不同的過往，整體的瀏覽形成多元的觀點。特別是，來自高雄文化中心那座巨大的銅像，散發出解構主義的今昔辯證，引人在沈思中超越時代的局限，站上更高的視野來俯瞰各族群的經歷。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既然從扁、馬到蔡，都是政治象徵符號緊繃的衝突點，硬的不行來軟的，紀念雕塑公園模式，或許可以為轉型正義找到一條兼具政治解嚴、思想昇華與藝術想像的共識之路也說不定。
台灣當前面臨的外在挑戰，需要儘快解決內部矛盾團結對外，轉型正義的歷史清算與真相和解，真的已經沒有時間再打百年戰爭了。兩蔣，中華民國，台灣，都不在習近平的眼裡。當敵人的飛彈已經對準台灣了，我們還糾纏在跟現存者未必直接相關的歷史公案，這種「正義欲求」即使具有不可抹滅的正面意義，但其所導致的內部混亂與割裂，更有利於敵人刺向我們的心贜。今天，不論國民兩黨誰執政，只要「中華民國」無法轉型正義，接下來的轉型正義細部工程就難免各執一詞。這是二三五○萬人必須共同面對的歷史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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