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美中、台美、兩岸關係，乃至國際政治都出現極大的變化；美中建交公報、台灣關係法、告台灣同胞書，重構台灣格局的文獻一一出爐。當年，台灣處於戒嚴時代，蔣經國威權統治定於一尊，台灣人民對於自己的前途沒有發言權，整個台灣充滿失敗主義的氣氛。不幸中的大幸，台灣經濟分享到民主陣營的紅利，而從美麗島事件到江南案，蔣經國在內外壓力下不得不走向改革，從此台灣的人民力量終於釋放出來。他的副手李登輝，在後蔣經國時代加大民主化的力度，完成台灣人民直選總統的壯舉。風雨飄搖，卻激發了台灣人民的鬥志，實現自我統治的理想，這是四十年來台灣的故事。
攸關當代中國發展的改革開放，也在一九七九拉開序幕。中國獲得和平環境，告別文革的狂潮，解放了十億人口的生產力。包括台灣在內，民主國家普遍相信，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政治改革也會提上議程。其間，縱使一九八九發生六四事件，依舊沒有改變民主國家的浪漫想像，這種心理結構也投射到他們對兩岸關係的樂觀評估。事實上，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中國的一黨專政，的確在某種程度往軟威權主義演化，在國際事務上也比較少製造麻煩。然而，這樣的主觀期待與客觀發展，到了二○一二習近平上台開始改觀。習近平迷信數位極權主義，罷黜接班人、取消任期制、打破集體領導。同時，以自己為中華帝國夢的核心，加強控制社會、經濟、宗教與少數民族邊疆，侵吞台灣的攻勢尤其凸顯其民族英雄的野心。以致，改革開放四十年，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年，當今的習近平「新時代」只會讓人聯想到毛澤東「舊時代」。
另一方面，如果說一九七九美中利益出現較大的交集，二○一九的美中利益衝突則已面臨攤牌了。習近平對內反民主、中國製造二○二五；對外一帶一路、南海軍事化、戰機戰艦繞台、在中南美洲與南太平洋襲擾美國後院，儼然是有計畫地挑戰美國霸權。此時，美國恰好出現非典型總統川普，加上力主遏制中國修正國際秩序的國安團隊，習近平的中國於是被重新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從而，以經貿戰切入，直搗中國製造二○二五，並以軍事行動在南海台海自由航行，甚至明白指出習近平偏離了改革開放路線。總體形成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毫無顧忌地將民主典範台灣納為其中一環。
在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講話前夕，川普簽署「亞洲再保證倡議法」，重申對台安全承諾、支持定期軍售、鼓勵資深官員訪台。民主台灣、極權中國的鮮明對比，清楚顯現在習近平這一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講話。美中貿易戰以來，中國經濟難掩疲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底最新資料，中國的消費和工業增速大幅下跌，遠遠超乎預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更警示，中國經濟成長率若不是負成長也只有一．六七％。可以說，習近平正面臨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對內統治也只能硬的更硬。而在政治改革不進反退、經濟危機迫在眉睫之際，習近平的強國夢，也只能把民族主義的調子拉到不能再高了。
諷刺的是， 二○一六、二○一八連續兩次盡情宣洩民主活力的台灣人民，還會對這種意識形態調情感到興趣嗎？還會對在香港已經證明徹底失敗的一國兩制懷有幻想嗎？民主，作為二三五○萬人最大公約數，的確已經在行動實踐中建構了台灣共識。台灣人民繼續其民主實踐，而中國繼續其數位極權統治，台灣與中國的鴻溝只會擴大不會縮小。去年十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代表川普政府，對習近平的中國提出全面批判。他指出：蘇聯垮台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勢必成為一個自由國家；美國在經濟上向中國敞開大門，是希望自由之風蔓延到中國的各個角落；除了經濟之外，更是在政治領域，希望中國能夠對完整的人權概念重拾尊重，包括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但我們的希望均告落空。至於習近平的答卷，則是「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美國的「自由中國」落空，台灣關係法四十週年前夕對台承諾持續加碼，不啻是從普世價值的角度點醒習近平：中國只缺民主不缺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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