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針對獵雷艦案，行政院調查報告提及，馬前總統曾接受當事人陳情，並以密件方式轉給他機關，而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也因此出面協調銀行聯貸給慶富公司。若果如此，馬前總統是否會涉及圖利罪呢？
就現實而言，很難想像公務員無收受利益而為人作嫁之行為，但由於公務員受賄罪之成立，不僅必須找到隱密性極高，如收受賄賂的證據，更必須證明行賄、受賄間的對價關係，勢必常會陷入訴追障礙。也因此，為了解決如此的困境，我國刑法才有圖利罪，致具有防堵治罪漏洞的作用存在。
只是圖利罪，於二○○一年，為了清楚區隔便民與圖利，即進行大幅度修正。除在主觀上，必須屬於確定故意，即明知違背法令，同時，行為也僅限於圖私人不法利益，更界定須要有人因此得利，才足以成罪，並完全刪除未遂犯之規定。則在如此嚴格的要件下，雖能避免便民行為被當成是圖利罪，卻也使圖利罪的定罪率大幅下降。十件被檢察官以公務員圖利罪起訴的案件，最終只有三件是有罪確定，且此三件之中，真正以圖利罪確定者，也只有一件。
就獵雷艦案來說，若僅有總統府轉陳情書給相關單位，而無任何以總統之影響力，以迫使主管機關須出面協調來給予慶富公司紓困貸款之證據，如此的轉陳，即便列為密件，也有人因此得利，就不過是例行公事，致無以證明有圖利之情事，更難合致於明知違背法令的主觀要件。故欲追究馬前總統圖利之罪責，恐是難上加難。
今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司法院即提出廢除圖利罪之建議，但法務部卻持不廢但可修正之意見。故於未來，圖利罪即便未被廢止，也會走向修法限縮犯罪要件之途。若真如此，立即的效應，即是所有尚繫屬於檢察署或法院的此類案件，皆須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的從輕原則來處理。則馬前總統所涉，包括獵雷艦，甚至是大巨蛋等的圖利案，就有超過九成以上的機率，會以簽結或不起訴處分為終。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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