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易平／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近年來，隨著航空業的興盛以及台灣社會對於休閒旅遊以及家庭活動的需求，年輕家庭興起了一股到日本體驗兒童遊戲場的親子旅遊風潮，每每在暑假前，約莫五六月時，旅遊業者莫不摩拳擦掌，針對暑假親子旅遊的廣大市場猛力促銷，從東京迪士尼樂園，到湯瑪士小火車搭乘，充斥在旅遊雜誌專輯與廣告中。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親子部落客風行的，到日本的地方公園，例如沖繩、東京、甚或是北海道等地標榜的公園兒童遊戲場介紹。
與此同時，台灣在地的兒童遊戲場地景也快速變化著：由於數個民間團體如特公盟、身障童盟等等的奔走疾呼，以雙北為首，台灣開始建置許多共融兒童遊戲場，促使台灣幼童父母們開始意識台灣都會公共空間中，嚴重缺乏家庭與兒童的休閒空間的議題，也因此更渴求讓孩子奔跑、攀爬、甚至冒險的社區遊戲空間。
以雙北為首，台灣開始建置許多共融兒童遊戲場，促使台灣幼童父母們開始意識台灣都會公共空間中，嚴重缺乏家庭與兒童的休閒空間的議題。（本報資料照）
然而，引人好奇的是：同為東亞國家，為什麼台灣的兒童遊戲公共空間如此貧乏，但日本全國，從北海道到沖繩，卻有如此眾多且廣泛設置、周全設備的兒童遊戲場呢？考察日本遊戲場的歷史資料，卻可以發現，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兒童遊戲場形式的發展，很可能是一個跨國文化變遷的環球旅程。因為日本兒童遊戲場的歷史起點，竟是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那麼，兒童遊戲場的原型又是怎麼在北美大陸上誕生的呢？
要方便汽車通行？還是孩子的命？一百年前的「還我街頭兒童遊行」
「1908年11月1 日，五百名紐約市兒童在素有死亡大街的第十一街遊行，他們的示威針對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 訴求將路上的鐵軌移走…這些可憐的示威者通常目睹他們的同伴在貨車下死亡，並且，兄弟姊妹也有以這種方式去世的…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他們頂著一個小孩的棺材蓋，作為一個象徵符號。」
這場被歷史社會學家 Vivian Zelizer 稱之為空間爭奪戰的遊行，不僅僅是少見的兒少主體發聲與議題，更彰顯了，在汽車工業開始發達的二十世紀初美國都市，兒童與混亂的馬車、汽車、行人、輕軌電車爭奪遊戲空間的時代悲劇。在此之前，街頭從來一直是兒童勞動、娛樂、甚至運動競賽的空間，是玩伴聚集處，是移民家庭子女，得以在狹小的居家空間外，盡情玩樂與社交之處。
與此同時，歷史學家也指出，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西方社會逐漸將孩童從勞動生產的價值，轉變為情感上的寶貝，街頭橫死的也不僅僅是窮困的送報童，也有可能是缺乏公共遊戲空間的中產階級子女。綜合這些條件，在當時的有識之士，尤其是婦女，積極地以母職角色切入，為當時貧困移民工人階級兒童的遊戲空間請命，稱為「美利堅遊戲場運動（American playground movement）」。
當時的有識之士，尤其是婦女，積極地以母職角色切入，為當時貧困移民工人階級兒童的遊戲空間請命，稱為「美利堅遊戲場運動」。
兒童遊戲場的道德意義：移民共融
在這場空間爭奪戰初期，缺乏社會位置的兒童遊戲竟然變成了犯罪。二十世紀初，美國有些州立法禁止兒童在街道上玩耍，兒童街頭遊戲變成了刑事犯罪。西元1914年暑假期間，有將近四百名紐約市兒童因為在街頭玩球被逮補，被控以「製造噪音」與「侵害財產權益」等罪名，可說是兒童街頭遊戲的黑暗時期，令人匪夷所思。
慶幸的是，與此同時，當時的有識之士，尤其是中上階級的女性與母親們，也開始組織資源與人力，為當時兒童的遊戲權益尋找出路。1885年，一群中產階級改革者女性發起了「美利堅遊戲場運動」，首先是波士頓，接著東岸、中西部、最後是西部。一開始的遊戲場就只是沙坑，使用大型木箱，裡頭裝了一些沙，玩沙工具，以及一些所謂「工作要用的器具」讓孩子玩，通常遊戲場的元素就包含沙坑、一些體能訓練設施、還有讓年長孩子得以進行團體遊戲的空曠空間，若是公園中的遊戲場，可能還有加上跑道或其他可以讓成人、青少年鍛鍊體能的設計。在擁擠的城市勞動階級社區中，利用私人募款，在社區空地建立的遊戲空間，使用者經常是貧窮的移民家庭。
「美利堅遊戲場運動」的媽媽改革者，將社區遊戲場視為是一場針對勞工階級兒少道德重整的工程。將遊戲場視為一種社會控制、甚至美國化移民家庭的新創工具。與今天過份結構化的童年時光恰恰相反，當時的倡議者強調有組織、有成人監控的遊戲，來規訓成天遊蕩、父母無暇管教的兒童與青少年，將勞工階級兒少從過份擁擠、骯髒不潔的居家環境中抽離，也將他們帶離可能極度危險的街道（可以想像當時街道的交通並不如今日有條不紊，很可能是充滿馬匹與泥濘的道路，加上他們可能被幫派吸收成為扒手、小偷或是參與賭博活動），playground甚至能夠扮演使這些兒童與青少年遠離幫派影響的街頭，使他們不至於淪為都市黑幫組織犯罪的犧牲者。他們企圖將勞工階級兒童轉化為有教養、順從的愛國勞動者，每天，遊戲場會以類似台灣升旗典禮的儀式揭開序幕（播放愛國歌曲、升旗、行軍），如果孩子在遊戲場中對同伴咒罵、吸煙、嘲笑他人或進行打鬥（cursing, smoking, teasing and fighting），就會被驅逐出場。
他們企圖將勞工階級兒童轉化為有教養、順從的愛國勞動者，每天，遊戲場會以類似台灣升旗典禮的儀式揭開序幕。（nycgovparks.org）
用兒童遊戲場做社會運動，其中經典案例之一，是Jane Adam（1931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美國芝加哥一手創立的Hull House 。位於現今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服務當時芝加哥德國與義大利裔的兒勞動家庭兒少，以及單親媽媽，以知識份子的協力圈，提供街頭遊盪的孩子縫紉、體育、與音樂活動，以及沙坑、體育場、積木、秋千、上肢體運動遊具（stride），從歷史照片，我們可以窺見這個在實踐上，幾乎等同於台灣大學社會實踐計畫的美國社會運動著名案例，若仔細窺看當時住宅分布的族群顏色圖示，就座落在芝加哥弱勢族群之中，其保存的活動海報，更顯示Hull House以文化和藝術活動，親子遊戲與社會自立支持，代替批評與救濟，在一百年前，默默點起了兒童遊戲權的一把火。
Hull House位於現今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維基共享）
遊戲場的社會意義：空間中的階級與性別
其實，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的改革知識份子已經意識到，不同階級的人在都市空間中的爭奪與不均：當富裕家庭享有較多的綠地公園之時，窮困的勞動階級則居住在擁擠狹隘的公寓，以及缺乏公共綠地的社區。舉例來說，在1889年的芝加哥，每234個有錢人共用一畝綠地，但對窮人來說，卻是高達4720人共享一畝公園與遊戲場空間。
除了階級，早期遊戲場也有性別差異。過去在兩個新英格蘭地區的育幼院兒童遊戲場遺跡，發現當時有性別隔離的設計，女孩在靠近屋子的部分玩洋娃娃和下午茶玩具，男孩則是持有彈珠、小士兵以及折疊小刀等玩具，男孩的遊戲場較大、擁有較多體能設施以及較少的遮陽樹木。女孩仍舊不被鼓勵在公共遊戲場玩耍，因為父母擔憂其團體競爭的遊戲有損女孩的形象，女孩的遊戲場配備烹飪、縫紉等場景，為了保護穿裙子的女孩玩耍翹翹板、盪鞦韆、旋轉鞦韆等等動作的隱私，女孩的遊戲場經常需要大量的樹木與籬笆遮蔽。這種性別隔離的實踐，直到1972年聯邦政府要求各級學校必須在戶外體育課程平等對待兩性，才開始逐漸導正。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與其年幼兒童，在戰爭期間與戰後美國接收時期，不斷經歷各種對於「童年」與「成年」的概念變遷與文化衝擊，加上戰爭帶來的災難性創傷，以及隨後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兒童相關專業與藝術建築領域專家的高度發展，造就日本戰後對於兒童遊戲場的巨大變遷與廣泛設置，將是本篇文章下集討論的主題。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