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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超A評論》時光之旅:走訪印尼雅加達的華人歷史空間與記憶

即使研究的是古代的歷史,還是要親臨現場,以身為度,才會對歷史的空間有所了解。印尼與台灣的關係,雖然遠隔重洋,但最近數百年來透過貿易、移民、擴張,兩個國家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就讓我們跟著作者的腳步前往印尼雅加達,探訪百聞不如一見的印尼華人歷史古蹟。

簡宏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作為研究東亞海洋史的學徒,雖然遲遲沒有造訪印尼,因研究需求,早就已經讀過一些重要史料。像是1980年代起,新加坡南洋學會主持,東西方學者合作收集的《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並對裡面提及的印尼華人古廟有了基本認識。除此之外,在閱讀印尼華人社會的基礎史料,紀錄半官方機構華人公堂處理案件的《公案簿》,以及十九世紀末公堂編纂的《開吧歷代史記》,也經常會看到與宗教祭祀有關的記載。可說在實際造訪印尼之前,就已經在紙上神遊多次了。

但學問不能光在書本上做,即使研究的是古代的歷史,還是要親臨現場,以身為度,才會對歷史的空間有所了解。因此我就在平板電腦裡塞滿了之前讀過的資料,還有惡補用的印尼語課本,前往印尼雅加達,探訪百聞不如一見的印尼華人歷史古蹟。

開吧甲必丹蘇鳴崗

依照歷史時序來說的話,十七世紀首位華人甲必丹蘇鳴崗的墳墓,當然是第一個要提到的。甲必丹(kapitan)是荷蘭在殖民地設置的官職,是間接統治的政治結構中,連結荷蘭殖民政府與殖民地外國人社群的重要角色。在族群組成複雜的荷蘭殖民地中,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外來亞洲人,會有一個相應的甲必丹來負責管理。蘇鳴崗在荷蘭佔領雅加達(古名Jayakarta),用荷蘭祖家古名「巴達維亞」命名的1619年,就被荷蘭東印度總督揚‧彼得森‧庫恩(Jan Pieterszoon Coen)任命為華人甲必丹,招攬華人到巴達維亞做生意,以繁榮這座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新總部的城市。

蘇鳴崗在巴達維亞擔任華人甲必丹十七年,1636年辭職回唐(返回故鄉唐山之意),但在途中接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邀請,轉向台灣,加入從唐山招攬漢人開墾台灣的行列。蘇鳴崗大約在台灣待了三年,生意並不成功,最後又回到巴達維亞,1644年去世,埋骨當地。其墳墓在1909年和1929年曾經重修,並有依照當時的研究成果寫成的碑銘,記錄蘇鳴崗的生平事蹟。

現在雅加達有「蘇鳴崗巷」(Gang Souw Beng Kong)標示其墓地大約的位置,但探訪過程一點也不順利。1997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第二卷就已經提醒,這附近已經被許多違建戶佔據,使蘇鳴崗的墳墓變得相當難找。而走進蘇鳴崗巷,不斷在狹小的巷弄中與住戶與機車擦身而過,每個人都帶著奇怪的眼光打量我這個可疑的外人。最後我還是沒找到蘇鳴崗的墳墓,只在牆上的塗鴉看到「SBK」三個大字,似乎是Souw Beng Kong(蘇鳴崗)的縮寫。我想自己沒找錯地方,只是無緣見面,只待他日再訪。

蘇鳴崗巷。(圖:作者提供)

華人古廟金德院

在巴達維亞舊城(Kota)南邊的訖勞洛(Glodok)地區,是華人聚居的地方。現在的導遊可能會用英語介紹成Chinatown,但用印尼語來說,應該叫做「鑒光」(kampung),就是村莊的意思。訖勞洛坐落著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金德院。金德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是雅加達最早的幾座華人寺廟之一。它最初叫作「觀音亭」,並且成為附近一帶的歷史古地名,《公案簿》中甚至還可見到「觀音亭社」的用法。

依照《開吧歷代史記》的記載,觀音亭由華人官員倡建於1650年,到1669年才完成。但因為《開吧歷代史記》在十七世紀的記年有缺陷,所記年分可能都要往後推才會是正確的時間。由此看來,訖勞洛的觀音亭應該建於十七世紀末葉,與台灣許多歷史追溯到十七世紀的古廟算是同輩。

金德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是雅加達最早的幾座華人寺廟之一。(圖:作者提供)

大約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左右,荷蘭牧師暨東印度史家法蘭索瓦‧貓蘭實叮(François Valentyn)曾經造訪這座觀音亭,並在其鉅作《新舊東印度誌》中留下觀察紀錄。不過從貓蘭實叮的紀錄中,除了主神觀音以外,很難看出廟裡合祀的是那些神祇。例如被供奉在懸空壁龕中的「Calamija」,被描述成紅臉著袍,蓄著大鬍子,旁邊有侍從的神祇。這段描述,乍讀之下可能會認為是關公。但走過印尼華人寺廟後,再看看書中描繪Calamija得版畫,又覺得可能是三官大帝,因為只有三官會被供奉在懸空的神龕裡,而貓蘭實叮可能把天官旁邊的地官和水官誤認成書記了。貓蘭實叮到底看到了什麼?因為1740年巴達維亞發生屠殺華人的洪溪慘案,觀音亭也在亂事中遭破壞,現在沒有任何史料可以協助解讀貓蘭實叮的紀錄。

貓蘭實叮 Calamija 版畫。(圖:網路)

貓蘭實叮金德院。(圖:網路)

雖然觀音亭在1740年的洪溪慘案中被毀,但最遲在1755年就再興重建了。1775年由華人甲必丹黃鈰老將觀音亭重新命名為「金德院」,但在《公案簿》中,到十九世紀都還時常見到「觀音亭」一詞。特別在《公案簿》中,遇到無法調解,又難以辨明的爭議時,互控雙方往往會到觀音亭立誓。由於觀音亭裡有佛教和道教的神祇,不能確定他們在觀音亭是不是用斬雞頭的方法立誓。可以確定的是印尼華人確實會在神前斬雞立誓,《公案簿》中甚至有人大膽宣稱「莫說斬雞,便斬牛亦敢」,顯現對其擔保事項的信心。

不過現在金德院正在整修,大門緊閉,所有神像都搬到正殿後面和兩旁的鐵皮屋裡供奉,無法見到書中所記載的各種古物。如果目的只是古物的話,現在的金德院恐怕會讓人空手而回。但是在金德院四周的市場,還有內部的廟埕,還有許多怡然自得的可愛貓咪,其中當然也有不少見證近代初期亞洲海洋貿易的麒麟尾貓,讓人想在廟埕旁找個地方坐下,和麒麟尾貓一起在這裡遙想移民與貿易的歷史。

安恤大伯公廟

雅加達的另一座古廟是位在舊城東方安恤(Ancol)的大伯公廟。安恤大伯公廟是一個和由華人和穆斯林共同崇拜的廟宇,穆斯林來此崇拜他們的聖墓,華人在此不用豬肉祭拜,兩者在此和平共存了數百年。

關於安恤大伯公廟的起源有兩個傳說故事,都是歐洲人記下的。第一個故事說到,在十七世紀中葉,有具漂流屍從河川上游漂來,在安恤附近飄蕩了幾天。當地人將他撈起來,發現是位穆斯林聖人的屍體,所以慎重地將他埋葬,後來墳墓還會放出光芒。有天一位華人為了躲債而逃到此處,在聖墓旁睡著,夢中有人叫他回家挖廚房的地,就可以還錢。他試了,但什麼也沒挖到。第二晚他又回到墓邊,夢中那個人再次出現,告訴他挖深一點。他依照指示繼續往下挖,結果挖出許多錢,不只可以還債,還可以用剩餘的錢做生意。後來他成為有錢人,便出錢在聖墓上蓋了安恤大伯公廟。

安恤大伯公廟是一個和由華人和穆斯林共同崇拜的廟宇,穆斯林來此崇拜他們的聖墓,華人在此不用豬肉祭拜,兩者在此和平共存了數百年。(圖:作者提供)

另一個故事說,有位唐山來的舵公來到安恤,與一位當地人舞者相戀結婚。婚禮上,因為舞者是穆斯林,所以不用豬肉;唐山舵公討厭緬甸臭豆(jengkol)和印尼臭豆(petai)這兩種香料,所以也不用。這顯示雙方互相尊重的意識。後來唐山舵公又要出航,他便指示建立一座廟宇,後來兩人都埋葬在這個廟的神壇下,負責建廟的人則變成了大伯公。

這兩個故事基本上不衝突,分別說明了正殿神像和後殿聖墓的由來。雖然安恤大伯公廟的起源有很多謎團,但可以確定的是華人與穆斯林在此和平共存,是前近代各種不同族群在東南亞海域互相交流合作歷史,具體而微的證據。 現在安恤大伯公廟被一整片的高級住宅區包圍,入口還有保全和關卡。我坐計程車只能到門口,司機就不再開進去了。我向保全表示「ke klenteng」(去寺廟),他就讓我過去,再走二十分鐘就到安恤大伯公廟了。據說klenteng的語源是「觀音亭」,但也有人認為是華人寺廟鐘聲的擬聲語。總之現在這個詞就是印尼語中華人寺廟的通稱,研究東亞海洋史的人一定要會。

牛郎沙里完劫寺

本文最後要講的是位在牛郎沙里(Gunung Sari)的完劫寺。這個地區離雅加達舊城有點距離,要搭電車到Sawah Besar站再走過去。完劫寺的位置是十八世紀中葉巴達維亞華人新設立的義塚。

位在牛郎沙里的完劫寺。(圖:作者提供)

《開吧歷代史記》記載,當時甲必丹林緝官領銜募資,在1760年買下一座荷蘭官員擁有的莊園,將莊園內的建築物改成完劫寺,周邊的區域則作為義塚,由華人公館負責管理。在《公案簿》中就可以看到許多管理義塚所留下的紀錄。

完劫寺作為附屬於義塚的寺廟,看起來可能沒有太多特別之處,但真正有趣的是在它還沒變成寺廟之前的故事。其實完劫寺的建築,最初的主人名叫腓特烈‧尤里烏斯‧揆一(Frederik Julius Coyett),曾任荷蘭東印度評議會議員,他在1734年建立了這座莊園。

有沒有覺得他的名字很熟悉?

沒錯,這位揆一的祖父就是荷蘭在台灣的最後一任長官腓特烈‧揆一(Frederik Coyett)。雖然老揆一為承擔1662年失陷台灣的責任,被放逐到班達群島,回國後也被規定不准過問東印度事務,但他的兒子和孫子都克紹箕裘,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官員。不過腓特烈‧尤里烏斯‧揆一並沒有享用這座莊園太久,他在1736年就過世了。後來這座莊園幾經轉手,最後竟然變成了寺廟和義塚,真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發展。但這也就像印尼與台灣的關係,雖然遠隔重洋,但最近數百年來透過貿易、移民、擴張,兩個國家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等著我們進一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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