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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與西亞世界》在德黑蘭的閱讀與抵抗

納菲西的故事在美國出版並非她的遭遇多麼與眾不同,而是因為她批判了79年之後的伊朗、批判何梅尼政府壓制女性的社會地位。在美國與主流國際社會敵對伊朗的情況之下,世人多半認為伊朗就是個「邪惡國家」;在西方世界自豪女男地位平等的表象之下,納菲西的敘述更可以做為在制裁伊朗之外,以文字批判伊朗政府壓迫女性的利器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的伊朗籍作家阿颯兒納菲西(Azar Nafisi)於2003年出版了《在德黑蘭讀羅莉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A Memoir in Books),隔年時報文化發行中譯本,對於台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是個理解伊朗的管道,特別是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的社會面貌。

由於作者為女性,她所表現的部分就特重在革命後女性地位的問題,透過閱讀所謂的「禁書」,做為對於伊朗政府的抵抗。納菲西在書中提到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從美國回到德黑蘭,但對她來說,這個德黑蘭完全不是她幼時所認識的德黑蘭了。

美國的伊朗籍作家阿颯兒納菲西2003年出版的作品《在德黑蘭讀羅莉塔》。(AudiobookStore.com)

主流的國際輿論之中,幾乎百分之百的言論都批判巴勒維政府,對何梅尼的抨擊當然也不客氣。不過,多數伊朗人卻對這兩個前後政府有很複雜的感受,有人緬懷以前的巴勒維國王(Pahlavi Shah),當然就有人對他深惡痛絕,再加上許多早已移居國外的人,他們對於巴勒維的觀感與看法,也都深深影響著那些從未在伊朗成長與生活過的下一代。而對於何梅尼,也是一樣複雜。

作者納菲西明顯是對何梅尼政府不滿的那一方,畢竟身處革命時期,無論有意無意,何梅尼都逐步剷除了與他立場不同的政治人物,讓伊朗國內風聲鶴唳。而巴勒維時期的伊朗深受美國影響,出現像何梅尼那樣極度不滿美國的人物與勢力,在革命結束後,何梅尼的反美立場便成為了一股力量。當巴勒維國王想入境美國治病時,更激起許多伊朗人的反美情緒,於是釀成了1979年11月4日後持續444天的美國德黑蘭使館人質事件。

其實,革命後的伊朗原本有個臨時政府,由革命人士巴札爾干(Mehdi Bazargan)擔任首相,但卻遭到何梅尼陣營質疑他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如同納菲西所寫「他們(何梅尼及左派陣營)懷疑首相有美國在背後撐腰。」(頁110)人質事件之後,巴札爾干辭去首相一職,(頁123)臨時政府也就這樣解散了。

革命後的伊朗由革命人士巴札爾干(右)擔任首相,但卻遭到何梅尼(中)陣營質疑他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Qantara.de)

巴札爾干並不是第一個在伊朗革命史中失去重要性的人物,巴勒維政府最後一任首相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yar,頁120)便是一例。

巴赫蒂亞爾其實也是革命時期的重要人物,在1978年12月與巴勒維某一次對談中,他希望巴勒維暫且以休假名義離開伊朗,而交換條件就是由他來擔任首相。姑且不論巴赫蒂亞爾是否貪圖權力或是掠奪他人革命功勞,他與巴勒維的條件交換確實打破了革命的僵局,巴勒維在1979年1月16日離開伊朗,也算達成一定程度的革命成果。巴赫蒂亞爾為了革命的努力,其實不該為世人所忽略。然而,許多人並不認同巴赫蒂亞爾擔任首相,何梅尼更是對此大肆批判。這也是革命常情,任何參與革命的重要人物,在鬥倒目標之後莫不希望由自己來掌權。巴赫蒂亞爾政府並不受革命人士的支持,在2月初垮台,政權只維持了短短的37天,在往後的伊朗革命研究中也因此失去了重要性。

巴赫蒂亞爾(右)與巴勒維(左)的條件交換打破了革命的僵局,巴勒維在1979年1月16日離開伊朗,也算達成一定程度的革命成果。(Global Gathering)

何梅尼掌握權力之後,對於國內各種所謂西化的事物都予以嚴厲打壓。對於納菲西或多數女性來說,強制披戴頭巾、穿著長袍的新政策,更是難以接受。在巴勒維時期,女性穿著與歐美國家無異。當然,伊朗女性在20世紀脫下頭巾與長袍前曾經有一番掙扎,但幾十年來,多數女性在公共場合的穿著已經很西化了。何梅尼掌握政權之後,卻又要控制女性穿著,引起女性群眾的憤怒並不令人意外(頁131)。街頭巷尾還會有女性服飾的巡邏隊(頁35),時至今日伊朗的公共場合也會有標語提醒女性遵守伊斯蘭的服裝儀容。

納菲西書中有一段描述說道:「這個國家把一切動作姿態,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都泛政治化。我頭巾或父親領帶的顏色,是西方腐敗與帝國主義思想的象徵。不蓄鬍、與異性握手、在公眾集會中拍手或吹口哨,同樣被視為西化的作風,因此也是墮落的,是帝國主義者企圖顛覆本土文化的陰謀之一。」(頁33-34)有一處說得更有意涵:「女人在公共場合不戴頭巾那天,才是他(何梅尼)真正死亡和他的革命終結的一天。」(頁286)

何梅尼掌握權力之後,對於國內各種所謂西化的事物都予以嚴厲打壓。對於納菲西或多數女性來說,強制披戴頭巾、穿著長袍的新政策,更是難以接受。(fouman.com)

1979年革命之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不少,其中最倒楣的大概非文學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莫屬。80年代的伊朗在對伊拉克的戰爭下度過,1988年兩伊都面臨難以再交戰的困境。對於年事已高的何梅尼來說,這是自79年之後的重大挫敗,他的政治地位也受到質疑。此時正巧有個倒楣鬼魯西迪出現。他出版了《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一書,何梅尼指稱內容有污衊先知穆罕默德之嫌(頁63),於是發動追殺令。很明顯的,追殺魯西迪是何梅尼為了穩固個人地位的手段。隔年1989年6月3日何梅尼去世,兩伊戰爭不完美的落幕、政治地位不穩的局勢,都讓他心力交瘁,成為辭世的間接因素。

讀者還可以思考的是,納菲西的故事在美國出版並非她的遭遇多麼與眾不同,而是因為她批判了79年之後的伊朗、批判何梅尼政府壓制女性的社會地位。在美國與主流國際社會敵對伊朗的情況之下,世人多半認為伊朗就是個「邪惡國家」;在西方世界自豪女男地位平等的表象之下,納菲西的敘述更可以做為在制裁伊朗之外,以文字批判伊朗政府壓迫女性的利器。固然納菲西的故事可讓台灣讀者瞭解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的情況,但她的故事卻只能算是一小部分伊朗人的觀點,而且是主流國際社會可以認同的那一小部分。往後若有一部讚美何梅尼以來的伊朗小說,能在主流國際社會出版,那才真算是達到西方社會所謂的言論多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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