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舒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適逢二戰結束70週年，「抗戰」還是「終戰」70週年？不同史觀仍激烈競爭。
撰稿時，我正好在北京轉機，時值九月初中國大閱兵，深夜了，機場螢幕仍滿是閱兵影像重播，確保旅人都能眼見其強盛國力，一同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強烈有別於幾週前筆者在東京所見的終戰沈重敘事。彼時，「阿輝伯」的一番台灣無抗戰論，也引起口水沸揚，不亞於連爺爺之行。
各國慶祝或哀悼的戰場上，昔日多有身影在國境間移動，卻少被「國家」看見。在香港有加拿大軍人，在新加坡有澳洲人，在台有日軍擊落的美國戰俘，命喪他鄉。我們鮮少看見各國檢討當時參戰調度是否合宜，即使時有賠償道歉的討論，也常成為各國外交角力的工具。少數勇於討論暗黑面者，例如加拿大近年來有史學者批評，不該送欠缺訓練的年輕軍人去香港參與注定失敗的戰爭，讓他們白白送死於「黑色聖誕節」，這些觸及國家權威，在過去被主流歷史消音的討論，尤其相關戰爭與監禁等負面記憶的文化襲產。例如廣島原爆遺址或奧許維茲集中營， 如今是集體學習反省的重要場所，不再只是強調國家光榮，人們試圖從中反省、理解迫害如何發生，甚或，思考國家之於所謂生命自由。
暗黑故事說起來並不簡單。常常，戰爭參與或監禁還是被說成了愛國犧牲的簡單故事。
在台灣有人參與日本皇軍主導戰役，到印尼擔任戰俘營守衛，甚至二戰後又因緣際會成為國民政府台籍兵再戰，這記憶滄桑，不能以成敗忠義論斷。仔細梳理這些流動經驗，許多場所儲藏了這些爭議記憶，包括港埠、戰場、戰俘營、監獄、戰事設施如碉堡、壕溝、飛行場等等，每個地點都可能是說故事的場景，然而誰來說，怎麼說？為了彰顯國家民族精神還是該更珍惜個人的痛苦、迷惘掙扎？
監獄、戰爭、國家
暗黑資產是如此需要耐心梳理，不能以過於強勢的燈光照明。以下，我特別想談談「監獄」作為負面文化襲產的潛力。成人管教孩童，常恫嚇之：不乖的話，警察把你抓去、關起來。有關監獄總是如此晦暗不見得光，乃至於人們常不能仔細區分，廣稱「監獄」的收容機構其實包括了拘留與刑罰空間，也可能是無辜人等待審判的生活空間。近來有「徐自強案」翻轉了二十年前判決。
二十年！這漫長等待足以讓青春少年白了髮，被告人如何度過每一天？如何提供適當有尊嚴的生活環境？在台灣，從前一概不分，進而至殖民時期有「臨時留置監」、「既決監」之分別，這些刑罰歷史轉變，有沒有機會在轉作文化襲產的舊監獄空間中為大眾理解？更基本的問題是，為何國家能夠以剝奪自由的方式，施以「自由刑」，來作為矯正重要手段？這是十八世紀末開始的重大突破，關係着監禁、戰爭、現代國家之間的複雜相互建構，攸關你我如何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治理。監獄是如此晦澀糾結的建構。
十九世紀以來監獄更見證帝國主義霸權鬥爭。
1895年中日戰爭以《馬關條約》作終，日本獲得台灣與遼東半島。然俄、法、德「三國干涉」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隨即，沙俄控制旅順並建設港口城市, 旅順日俄監獄便是1898年間產物，塑造了其青磚門廊。然日俄戰爭重寫情勢，日本接收旅順和大連，當然也接收了監獄。往後逐漸擴建，新的佔領霸權盡現於日人當時偏愛的紅磚建築，擴建痕跡清晰可見。
日俄戰爭後，日本接收旅順和大連，當然也接收了監獄。往後，旅順日俄監獄（圖）逐漸擴建，新的佔領霸權盡現於日人當時偏愛的紅磚建築，擴建痕跡清晰可見。（圖：作者提供）
原監獄建築群兩棟建築以放射狀分佈。日人接收後持續擴建，可容納至少兩千名犯人，還逐步擴充醫院、病房。陸續增建十五間工廠，充分將受刑人轉換為勞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日本視「戰爭」為公關活動，不僅展現匹敵西方的國力，還強調其戰爭行為合於國際規範。根據島津直子指出，日本政府意圖要粉碎日本的中世紀野蠻國家的印象，藉由善待俄羅斯戰俘來展現「人性國族主義（humanitarian nationalism） 」。１ 我以為，面對監獄也是類似思考，是進步國家展示現代性的場域。同時期，日本在其殖民地台灣、韓國建構多所監獄，一度改名為「刑務所」，強調刑罰現代化。如何分類收容、維持受刑人的生活健康、降低病死率，儼然成為一門科學，也是日本幾度對西方展示的材料。台北刑務所，亦即戰後舊台北監獄，還曾是日本遠赴德國參加衛生世博的獲獎成就。
日本在殖民地台灣、韓國建構多所監獄，強調刑罰現代化。如何分類收容、維持受刑人的生活健康、降低病死率，儼然成為一門科學，也是日本幾度對西方展示的材料。（圖為首爾的西大門監獄博物館，作者提供）
展示「戰爭罪行」
如今回到中國手中的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當然不談什麼「人性國族主義」。二戰後，日俄監獄除役，在還不盛文化旅遊的八〇年代初， 旅順監獄已轉型為愛國教育基地，早在大眾觀光旅客出現前，已有許多學生成群到此研習。
今日，刑房長廊牆上盡是指控日人的「證物」或「證詞」。其中有一系列餐具展示，以碗盤的七種不同尺寸層級，強調不均食物配給，而中國籍受刑人獲得最少。還引用前日籍監獄管理員自白，強調其回憶受刑人獲得的惡劣飲食配給，其中甚至混了砂石。 另有一展間主題在控訴監獄醫療之惡劣。某位前日籍醫官，現身於照片中，白髮蒼蒼，正書寫留下證詞，強調其1999年重返旅順監獄的無限悔恨。
戰爭、佔領之殘酷本質不容否認，然而，為什麼強調衛生進步論述和有關虐待的論述如此不同？為何佔領期間近兩萬名受刑人都無差別地被刻畫為愛國義士，而另一方所有人都視為歷史罪人？作為東北的重要監獄，旅順日俄監獄內其實還有在華韓人、俄羅斯人、日本人，他們為何入獄？受刑人之間、受刑人與管理者之間，有哪些互動？著名的韓國志士安重根，因為刺殺當時日相伊藤博文而「就義」於此， 近年來研究發現，擅長書法的他，為何曾致贈墨寶給日籍監獄看守員，由其後代保存至今？這些互動中藏有哪些不為國家所用的訊息？
安重根墨寶（庚戌年、1909於旅順監獄中）（圖：維基共享）
戰俘營中的逃逸與靜謐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震驚了全世界。時有超過四萬五千位戰俘曾受困於樟宜，日軍以此中繼，遣送兩萬八千名戰俘到東南亞、東北亞各地，包括泰國、台灣、日本、旅順等地。據戰俘回憶，往來旅程艱辛，不少人客死途中。然而誰該負責任？誰該記憶這些失落於國境之間的生命？
還真有心人執著造就，今日，竟有兩個樟宜監獄小教堂同時存在。原來，二戰後樟宜戰俘營拆除之際，澳洲戰俘將戰俘建造的天主小教堂拆卸裝箱運回澳洲重建，以銘記戰俘苦痛。未料，小教堂零件竟沈睡裝箱達四十年，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為人注意，經國家戰俘委員會組成推動復建，軍方發起全國募款，才完成遲到的重組儀式，重建於坎培拉皇家軍事學院。如今樟宜小教堂的歷史意義已超越二戰記憶，代表了超過35,000名澳洲戰俘，包括參與波爾戰爭、一戰、二戰、韓戰眾人。
另一廂，雖然樟宜監獄持續運作。不少前戰俘回訪，利用非正式私人關係進入監獄（戰後英軍並未完全撤離新加坡，有些前殖民軍官，包括曾淪為戰俘者，仍留在樟宜服務），他們偏好拜訪監獄內一棟基督教小教堂，多在此留下軍隊徽章，以表追思，雖然這棟小教堂根本是戰後由受刑人所建造，但似乎有種移情作用發生，乃至於 1980年代初期，根據統計，每天約有200名訪客，已然是旅遊事業，也引起監獄管理疑慮。因此，樟宜監獄決定將小教堂「異地重建」於監獄外。許多訪客十分失望，未來不再能體驗「穿越監獄大門」的新奇感受。
無獨有偶的兩個重建計劃讓新澳兩國密切往來討論，新加坡推廣旅遊局也邀請到前戰俘參與確認禮拜堂外觀細節。在共時跨國交換中，既新且舊的「樟宜小教堂」成形。樟宜紀念館十分成功，不過，多數訪客誤以為樟宜紀念館就是戰俘營原址，也分不清戰俘被迫勞動的工事現場所謂的「死亡鐵路」，其實多半位於泰國和緬甸。指控「敵人罪行」總是受歡迎且易理解，至於史實，遊客似乎並不在乎。
樟宜監獄有前戰俘回訪，並利用非正式私人關係進入監獄，他們偏好拜訪監獄內一棟基督教小教堂，多在此留下軍隊徽章，以表追思。（圖為「樟宜小教堂」，作者提供）
記憶，還不夠暗黑
他方歸他方，我們還似乎沒有能力去看見近在身邊的暗黑歷史。
在台灣，監獄曾近在城外。1898年起，殖民者展開了第一項大型公共建築計劃，在台北城外打造一個全新監獄設施，是其施行「矯正、同化或教育」的建設計劃。殖民政府以「市區改正」之名拆除了台北城，施以棋盤格計劃，同時利用拆除下將近九百公尺長的城牆石， 築起高聳監獄圍牆。
據說當時台北刑務所規模驚動日本國內， 議員竹越與三郎1904年訪台參觀，大讚其為台北最美麗的公共建築。他宣稱：「日本可用它在福爾摩沙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證明自己足以晉身世界強權之林...那曾用來抵御外敵的牆，已變成了一座監獄，用來監禁懲罰殖民地社會不守法紀之人」。其實，日本於1899 年才恢復司法自主，日俄戰爭後「晉身世界強權之林」，卻再過七年才恢復關稅自主。而旅順監獄、台北監獄都曾是這崛起中帝國版圖的象徵地標。
殖民政府以「市區改正」之名拆除了台北城，施以棋盤格計劃，同時利用拆除下將近九百公尺長的城牆石， 築起高聳監獄圍牆。（圖為台北刑務所，作者提供）
時至三零年代，台北刑務所儼然是一自足群落，監獄圍牆周邊建設有數以百計官舍、宿舍群落供管理官員居住，還有水井、浴室、農場、墓地等設施。 有別於西方監獄，群落中還有演武場、神社、參道等等。戰後，監獄內何以曾有迷你中山陵，誰人遙想南京？幾經動遷，人去樓塌，徒留南北監獄圍牆，以及金華街一側少數舊監獄官舍、紅磚浴場，修復尚遙遙無期。多人日常經過聽說是「華光社區」，忽然「華爾街」、忽然「六本木」，最近又傳南門市場中繼安置將規劃於此。 這足以作為爭議文化襲產的場所，何至如此面目模糊，不知百年聚落演變。
如果有一天，舊台北監獄遺構再利用為博物館，該展示什麼？是監獄建設歷史、刑罰之改革、受刑人的記憶？還是如同旅順先例，譴責敵人？戰後住在監獄圍牆旁的人們又如何記憶？喪生於此的美軍，是台灣人的敵人還是盟友？誰是「台灣人」、誰又是敵人： 我們需要（花多少力氣）去問這類持續劃分的問題嗎？展室／示是記憶競逐的場域，也宛如記憶被監禁處，然而，不論是某程度自圓其說的「人性國族主義」，還是歷久不衰的愛國主義框架，似都只粗暴地漂黑／白了其複雜晦暗的歷史記憶。
記憶戰爭、佔領相關，在創造文化襲產的當下，我們同時想像「過去」和「未來」，沒有絕對唯一版本，也不該是少數人物以「國家」為名的權力遊戲。當懷想戰爭宛如遙遠過去，別忘了此刻有上萬敘利亞難民湧進歐洲，其出走原因，無非是戰爭。
人道救援並不能合理化人們如此善忘、如此縱容戰爭持續發生，從未遠離，記憶還不夠，至少還不夠暗黑深沈至足以讓我們去反思質疑，何為生命自由。
註釋：
1. Naoko Shimazu, 2009. Japanese Society at War: Death, Memor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活動報馬仔：
「穿越台北刑務所‧ 華光: 監獄與殖民現代性」：９月１９日（六）剝皮寮社規師駐點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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