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董女的故事是兩個爸爸的故事，一位是家庭中的大陸漢人爸爸，一位是社會中的台灣漢人爸爸。
假設誠如董女的自述，她的母親是山地人（原住民），她的確是「血統上的原住民」，可是她的言論看來，她絕非「認同」自己是原住民族，只不過是利用自己的標籤來闡述一則令人不舒服的國家認同。
筆者看見很多人以「認賊作父」評論她，這讓我非常驚恐，原來政治意識形態會讓人忽略這麼多「事實」。事實上，她的「認同」沒有太大的問題的，她的父親是外省老兵，他的國家認同是「中國」，自然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的她會受到此政治意識形態的薰陶，進而影響她後半輩子對於國家的想像。筆者認為情有可原。
有許多人會舉318學運後，很多自稱是外省後代的年輕人站出來支持台灣獨立的案例來作為批評董女的政治認同，筆者實在是不解這之中的邏輯，因為這些所謂外省人拿自己血統為他的政治認同背書的做法不就似董女所做的嗎？而且因為從既有的家庭中的政治意識形態脫離，我們只能給予讚賞，卻不該據此為評鑑別人的標準。
很遺憾的，就像所有大社會底下的縮影，董女活在「兩個爸爸」的陰影底下，她對自己國家的想像，對自己民族的認同，都只能附隨「兩個爸爸」的主張，而母性的聲音消失了。就像已經隱沒在閩南人社會底下的平埔族，平埔後裔的認同被強勢的父家壓迫，以至於她的認同成為一道在荒野中的喪曲。
董女對自己國家的想像，對自己民族的認同，都只能附隨「兩個爸爸」的主張，而母性的聲音消失了。就像已經隱沒在閩南人社會底下的平埔族，平埔後裔的認同被強勢的父家壓迫，以至於她的認同成為一道在荒野中的喪曲。（台南縣平埔西拉雅文化協會提供）
誠以為，原住民族得挖掘那在荒野中的墳，將那個已經被埋入墓中母親拯救出來，得要自覺、自省、自強，不要活在「兩個爸爸」的意識形態中，我們既不是「中國的漢人」也不是「台灣的漢人」，我們要讓母親的聲音出來，那個千萬年在這塊土地上的聲音，那個被百年來外來殖民者壓迫的聲音，讓那道對母親的頌歌出來。
（台灣神學院都市原住民研究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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