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歐盟要改採較嚴格的國際會計準則，台灣在歐洲掛牌發行可轉債、存託憑證的大企業，因擔心新制對財務資訊揭露要求更高，計畫轉檯到不受新制規範的地區，但韓國三星卻選擇留下來，甘願挑戰與國際接軌的壓力。台、韓在亞洲新興國家中其規模、發展時辰均極為相似，韓國敢勇於挑戰，要拚敢博，台灣為何不敢？老實說，台灣最近十年表現之不如韓國，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此邊的草沒了（如工資貴、遇到困難），就到另邊有草的地方（即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一向是台灣游牧式企業經營的特色。台灣之所以會滋生此特色是因為隔壁有了比台灣大二百多倍、講同樣語言的中國，可以說台灣是得天獨厚。韓、日雖也是中國的近鄰，但語言不通、文化迥異，中國對他們而言是人地生疏的外國。但優渥的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往往不是福，這與生在家財萬貫家庭的孩子，出有車、家有冷氣，也有高薪聘請而來的家教，但讀起書來遠不如十年寒窗的窮家子弟是同樣道理。當台灣所得提高，生產要素價格水漲船高的時候，台灣因有中國，企業就採取了安逸的西進政策。韓國雖也遇上相同的成本上推問題，但韓國因沒有講韓語的中國，只好埋頭苦幹，持續在韓國境內投資、升級、研發，十年下來，韓國企業的成就有目共睹，已遠非台灣之所可比擬。
所謂積習難改，此次歐盟採較嚴的會計準則，韓國企業表示要拚，台灣企業卻表現落跑的兩極反應，可以說充分展現了台灣企業無根經營的特色。歐盟當然不會因台商要出走而修改其規定，台商也自知力不足以撼動歐盟，但在台灣嗓門就大了，「留在台灣，死路一條」，就是他們的堂皇理由，還會動用親中媒體、學界，甚至歐美在台商界迫使台灣政府就範。「中國熱」就這樣如火燎原，ＧＤＰ在全世界還占不到一％（約○．七％）的小台灣，竟然囊括了中國自全世界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ＦＤＩ）約六千億美元的一半（即約三千億美元）。台灣經濟能支撐這麼大的海外投資嗎？
個體的利益不但不全然代表全體利益，且往往是負面的。近幾年在台灣發生的地雷股、銀行逾放、卡債、民怨，以至罷免、倒扁等等政經社會問題，追根究柢就是產業過度西進，台灣經濟動能萎靡的必然結果。
過度伸張的個體利益也會傷到產業，燙到自己。舉我國電子零組件附加價值率來說，二○○○年還有二十九．九％，到了二○○五年快速下降到十七．一％，表示了整個產業的利潤西進之後大量縮水。整體製造業亦然，一九九九年台灣還有二十七．七％，到了二○○四年降到二十．一％，韓國就不一樣了，二○○四年仍然有二十三．七％，高於台灣達三．六％。台灣的貿易條件亦因台商追求低成本在中國大量生產之結果而日差，以二○○三年為例，進口物價年增率為五．六％，但出口物價年增率反而下跌一．一％（南韓是正數二．三％），顯然，順應企業的「積極開放」政策已使整體產業的利潤率下降，亦讓個體企業利益枯竭，影響到企業之股價、籌資，甚至研發。
不過我們不能責怪企業，台商或美商，因為他們追求本身個體利益是本職，是天經地義的事。該怪的應是政府，如何引導、要求企業走上正確上進之路是政府的功能，也是責任，不然何需政府之存在？就是因為政府不爭氣，只會聽從企業商賈之言，才使我國去年資訊硬體海外生產高達九十三％，經濟表現亦掉落至小龍之末。
我們真的想要問政府一句話：當台、查斷交，曼谷搶旗受辱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之時，政府真的還要跟企業一樣的不爭氣，只看眼前，見樹不見林，「務實」地、「按部就班」地要對中國開放嗎？請為政者伸手摸摸自己的心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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