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韋禎
台灣氣候炎熱潮濕，瘴疫風土病盛行，對外來者是極大考驗。
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來犯的二千五百位日本軍人以及五百位軍伕，幾乎全部患病，病故人數竟達約八百人。
一八八五年劉銘傳被派為第一任台灣巡撫後，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聘請日本技師七里三郎在台北城內鑽自流井，以供官員使用，因為自流井的地下水受壓自行湧出，當時就稱為「自來水」。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領台之初，因建立自來水事業緩不濟急又耗費鉅資，遂以鑽井應急，並調查各地適於飲用之井，豎立「飲料水適宜」木牌，隨時派人巡察，以維護飲用水安全。
一八九六年八月，台灣第一座「自來水」在淡水動工。同年八月五日，因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之推薦，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擔任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帶領他的學生濱野彌四郎開始在台灣進行衛生調查，次年九月四日提出台北等地衛生工事設計意見書，一直到一八九九年瘧疾過世為止，他完成了淡水自來水調查設計工程、基隆自來水工程、台北自來水水源地勘查初步計畫、台中自來水水源調查、台南自來水水源調查，對於台灣自來水的建置，居功厥偉。
一八九八年三月，後藤新平出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台北的自來水建置在「市區改正」下重現生機，初期以十二萬人為標準，引新店溪為水源，於一九○九年四月開始供水，當時的水源地就是今天的自來水園區。但在此之前，淡水、基隆的自來水已次第於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完工啟用。因自來水是用水道來輸送，日文即以「水道」來稱呼自來水，今天的台語，也還稱自來水為「水道水」。
綜計日本治台五十年，共完成一百二十三處自來水建設，供應一百四十二萬人使用，普及率為二十二％，比起日本同期自來水普及率二十％，更為出色。台灣廣佈的自來水，讓許多中國人羨慕不已。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的學生來台旅行，其中邱文鸞、劉範徵、謝鳴珂三位學生的參訪紀錄合刊為《台灣旅行記》一書，對台灣的自來水留下極深刻印象，並建議福建省政府應仿照台灣設立自來水。
戰後來台擔任長官公署礦物科長的汪彝定，也驚訝於台灣自來水之普及，而在回憶錄提及：「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台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台灣稍大一些的城鎮，當時都各自有自來水廠。」
在台灣自來水設立一百一十週年的今天，檢視這段台灣如何走向文明的歷史，我們需要多點理性與客觀，不要因為這是殖民政權所為就加以醜化或漠視。如同馬英九市長在回顧台北市發展時，往往直接連結到劉銘傳，刻意忽略形成今日台北面貌最重要的日治五十年，實在缺乏首都市長該有的氣度與縱深。
（作者專事台灣文史工作，本文完整版刊於http：//blog.yam.com/weichen/archives/1974711.html）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