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田高志
前幾天，我跟一位大學生台灣朋友一起去看電影《大稻埕》。滿座的電影院裡充滿著熱鬧的氣氛，看完之後朋友興奮地說「很好看！電影中洋溢的台灣意識跟民族的情緒非常感人！」可是，我覺得很難過。這並不是因為「抗日」的劇情或電影中出現的日本人角色都是壞人，而是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的劇情輕薄，且時代考證不太認真，卻相當賣座，而且在網路上看到許多人的讚揚，讓我更加悲觀。
我認真地跟朋友解釋：「我想除了細節以外，有關劇情主題的鴉片跟水牢的部分，也看得到不認真的時代考證。劇中出現的作為推動賣鴉片之罪魁禍首的後藤新平，他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時期是1898年至1906年，根本就不合適在電影中的1920年代出現，而且沒提到鴉片吸食者數的推移情況。還有，電影中一直出現蔣渭水被關的水牢，可是在日治時代大稻埕的台北北警察署改建成具備現在所謂水牢的建築形式是1933年，而蔣渭水則是在1931年就過世了，如何知道蔣渭水曾經被關於水牢呢？我覺得把現在在台北北警察署地下遺留下來的那個建築物認定為水牢的根據也不太清楚」。
朋友說：「這部電影是象徵地表達日本的專制及壓迫跟台灣人的抵抗精神，符不符合實際的歷史並不是重要的問題，應該同時試圖表達不只是日治時代，還有包含『光復』之後的台灣人一貫的抵抗精神。水牢的描述應該代表台灣人所承受的拷問或精神上的欺壓」。
的確，對電影要求符合史實沒有意義，而且這部是輕鬆又搞笑的賀歲片，也許這部能讓觀眾想到台灣的歷史與現在的聯繫就已經夠有意義了。可是，實際上看這部的人對於「我們學習台灣歷史了！」相當滿意，並感激受到鼓舞「台灣意識」或「民族的團結」的電影，是根據不認真的歷史考證跟虛構，或是台灣意識越來越被商業化、刻板化，我對於這些現狀帶著危機感。
這部電影中洋溢著台語跟「台灣」、「台灣人」的喊叫聲，可是在似乎能直接改編成好萊塢電影的輕輕鬆鬆劇情中，我沒有感受到台灣電影曾經所具有的對於探求「台灣」的挑戰。我問朋友：「我記得電影中大家站成一個圓圈一起宣誓『我們都是台灣人！』的場面，原住民或客家人都不在，而且在場的人都是用閩南語的。那麼，說閩南語的人就是『台灣人』，不說閩南語的人就不是台灣人的意思嗎？」
「那是因為電影的背景是大稻埕的關係。當時的大稻埕應該大多說台語，原住民或客家人幾乎都在別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生長在台灣，壓迫在專制之下，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我們都是台灣人！』的叫喊，代表這些所有的台灣人的共同情感。並不是說台語的人就是台灣人的意思」。朋友的聲音帶有煩躁感，「因為你是日本人，所以不懂台灣跟台灣人的情緒」。
我才意識到，在我想要多了解我愛的台灣之餘，失禮地問太多了。我感謝他沒有怪罪我「你美化了日本的殖民地支配！」雖然追求歷史或道理也相當重要，但是我也必須尊重活在現實台灣的台灣人的情緒。
身為外國人，而且是身為日本人的我，也許沒有資格提及這樣的問題，可是首先在我接受這部電影和與朋友的對話中所指出的，關於日本的歷史責任問題以及台灣人殷切的願望之後，為了尊重歷史及先人追求自由、民主跟台灣的未來、並向國際世界清楚地表達「台灣」，希望能以這部電影作為契機，更加深入地進行討論。
最後，感謝《大稻埕》給我跟台灣朋友好好對話的寶貴機會。。（作者為日籍，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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