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厥安／台大法律學院教授、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長
發源自古希臘的民主，是一種政治統治與正當性來源的體制，意思就是人民自己統治自己。因此飽受數百年各種專制統治之苦的台灣人民，一旦有機會嘗試擺脫專制，當然致力於實踐「政治民主」。其具體的內容，除了保障自由、人權、法治與權力制衡外，就是可以投票選舉各種公職人員，包括議員與行政首長。這種政治民主其實主要是以自由主義為理念基礎。
歐洲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浮現了各種對於貧窮、歧視、階級剝削、社會不正義等「社會問題」的思考，繼而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出現了「社會民主」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與運動。一開始此一路線與主張「革命」、徹底廢除私有財產制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不衝突，只是達成社會主義體制的不同手段與途徑。
德國的威瑪共和雖然不幸失敗，但是威瑪憲法倒是開啟了政治民主與社會主義理念相互融合之創舉。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則讓此一融合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並影響了聯合國的成立理念以及其後的國際人權條約。二戰之後的西歐與北美，除了政治民主的體制共識外，也出現了社會民主共識，其內容除了醫療、退休、教育、就業等方面的社會安全體制或政策外，某種版本的「社會市場經濟」也是一個重點。在價值理念上，除了透過市場經濟追求成長與繁榮外，也希望同時注重社會正義與社會團結。更重要的是在學理上認識到，不但市場經濟可能嚴重傷害其他重要價值，如環境、健康、弱勢者等；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公平市場經濟以及政治民主的潛在最大殺手。
台灣民主化正好遇到了一個不巧的時間點。固然第三波民主化於一九八○到九○年代強勢登場，台灣恭逢其盛，但冷戰結構的終結也釋放了狂野的全球化海嘯，藉由新自由主義的假面舞會，突襲了初嚐政治民主滋味的台灣人民，讓台灣人以為自由就是「自由經濟」，以為民主就一定伴隨著經濟政策無保留的「自由開放」。「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固然曾發揮重要的批判作用，但是解構黨國不解構資本主義，保護私有化卻不保護民主與公共性，使得台灣的民主化自始導向缺少人民與公民社會之賦權（empowered），卻充滿了財團與資本的掠奪、剝削與吞噬。
資本主義不追求競爭，而追求獨佔；獨佔不了就聯合壟斷假競爭。資本主義的主角：大企業，甚至在法律制度上就要求不計一切追求利潤。兩者共同「利用」各種國家機器來繁衍求利，早已是社會科學的普遍認知。沒有權力就賺不了大錢，則是權貴們的入門哲理。因此社會民主體制與其說是因應社會問題，不如說是在「對抗」資本主義與大企業對民主與人權的威脅與危害。缺少了這一層「意識」與各種制度安排，選票一定抵不過鈔票，人人平等的「想像」一定在「權貴專制」的現實面前破碎。
這場民主與權貴的拉鋸戰，即使在歐美也不斷上演。北京政權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把權貴政治的醜態徹底呈現在全球面前，讓我們看到，缺少了政治民主與社會民主的聯手抵抗，首都也會成為毒氣室，要有尊嚴就要逃亡。相形之下，何需新加坡這隻小巫。但是當有政治人物還不斷在羨慕新加坡，佩服李光耀時，他們佩服的就是說著流利英文的中南海，他們渴望的，就是北京模式。
台灣人民要趕快覺醒啊，不要以為可以投票就有了尊嚴，有自由經濟就不需要服侍主子。當財團可以把整條國道與全國人民之個資當作生財工具，即令人民怒吼而政府仍舊只能唯唯諾諾時，到底是「誰」在統治台灣呢？當北京用巨大經濟糖果吸引成群台灣蒼蠅，再把其中幾隻打扮成可愛胖天使回來參選時，我們投票選出的，可能是自己被奴役的未來。唯有透過社會民主強化的政治民主，才能抵禦資本主義權貴專制的不斷病毒攻擊，而台灣離這個健康的免疫系統還非常遙遠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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