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盈正案謝青良雖遭約談，卻以區區兩百萬交保，不僅凸顯主管機關監督不周，更暴露出檢方對金融犯罪的輕忽與怠慢。
謝青良雖為私人投資公司的從業者，但因是政府授權代為操作政府基金，應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經政府委託而從事公共事務者，致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的公務員。也因此，若利用人頭戶炒股，不僅觸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的內線交易罪，更因其具有公務員身分，而涉及更嚴重的貪瀆罪行。
依此而論，檢方在面對謝青良及其前妻所擁有的豪宅與龐大財產時，自可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的規定，針對這些來源不明的財產要求被告說明。若無法說明或說明不合理時，不僅觸犯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檢方更應調查，是否藉由代操股票而謀取私人之利，致觸犯法定刑動輒七年以上的公務員詐取財物與圖利等重罪。
惟觀盈正案的發展，身為主管的金管會，未能防範於先，已有所失，案發之後，甚至試圖私了，若非立委與輿論的指責，此事件恐將石沉大海，如此消極的態度，即使無包庇之心，也難卸監督怠惰之責。更糟的是，此事件早在二○一○年就已爆發，檢調機關卻遲至現今才開始偵查，甚至於十月初，還以罪證不足簽結，實令人錯愕與不解。
如今，即使疑似洗錢的資金已遭檢方凍結，但到底有多少資金已經外流、還能掌握多少事證、能查到多少共犯、甚至是否有政府高層的包庇或介入等情事，必因調查的遲緩，而陷入蒐證上的障礙。更讓人費解的是，面對行為人坐擁上億豪宅與龐大的不明財產，卻僅以區區二百萬交保，如此低的保釋金額，與其財力及所犯罪責顯不相當，欲防止其逃亡，恐是緣木求魚的想法。
更何況，此種具有結構性與集體性的金融犯罪，恐非謝青良一人所能隻手遮天，而必有其他共犯存在。如此輕率的交保，不正是在告誡這些潛藏於幕後的影武者，趕緊去串供與滅證，則刑法在面對貪瀆與金融犯罪所設下的重刑對待，到頭來，恐又是一場空。（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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