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天麟
九月十七日，聯合、經濟、工商、旺報均在頭版頭條報導「大陸銀監會批准四家台灣銀行在大陸籌建分行」之「大消息」。它們最近處理國銀在中國設站之熱度，若與二十六年前國銀獲准設立全國第一家駐歐分行，或三十七年前省行庫獲准設立第一家海外分支機構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同為國銀進軍海外的創舉，當時僅輕描淡寫，此次卻宛如「國慶」。這雖是媒體的新聞自由，但受害者卻是台灣人民，尤其是中小企業，理由如下：
一、國銀對登陸設點，普遍存在異於「國際化」的獨特經營理念。某大銀行之最高經營層曾經將登陸定位為「建構該行業務自北京到廣州的第二條高速公路」（註：該行第一條高速公路是由台北至高雄）。換言之，就是要複製另一台灣甚至比台灣更大的金融王國。此種「雄飛中原」的思維普遍存在於國銀。
二、官吏壓不住財團。十餘年來「以商逼政」的事例俯拾即是，約莫一個月前，某一財團的頭頭因不滿金管會對兩岸銀行參股限制規定，大發雷霆，驚動了上層，最高當局隨之做出「抓大放小」之指點，逼得主委親自移樽就教金控大老，釋出「開放金控下創投、租賃等子公司投資大陸融資租賃公司」等的鬆綁政策，以安撫「民心」。此種赤裸裸的「逼政秀」，必然會在財團金控登陸後持續上演，金管會有多少能耐堅持「有效之監理」，實在難以樂觀。
三、中國對銀行資金之需求甚殷，存貸利差維持在三％之高檔（台灣已低到約一％），這對國銀的誘惑甚大，是以國銀登陸，立刻會帶動國銀貸放業務之大挪移，即全力衝刺在中國之授信，以提高資金效能。
四、新的巴塞爾協議，對銀行資本之要求趨嚴，為此，國銀對中國之新增放款，必然會限縮國內之授信能量（減少國內授信及提高授信條件），首當其衝者即是台灣中小企業，對整體經濟之永續發展產生絕對不利之影響。
顯然，國銀登陸有利有弊，受益者首推中國，台商次之，登陸之國銀也會賺點利差；但留在台灣的普羅大眾及中小企業則是受害之一群。雖然也可由陸銀之登台獲得一些補償，但陸銀在台之放款，多受北京政策指導，台灣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財團金控之急欲登陸「以商逼政」，是基於本身利益，或可理解。但做為民間輿論觸角的媒體，卻不辨是非，其偏頗已可讓我們合理懷疑，動機就是要「把銀行鎖進中國」，為服務「終極統一」而效命。（作者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