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顯堂、溫啟邦、吳焜裕、李明亮
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爭議從四月中以來一直沒有停過，在美國傳出第二起狂牛症病例後達到最高點，衛生署也隨之作出「禁止進口但不需要下架」決定。在此事件暫告一段落之際，我們願在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兩事上，與大眾共同思考。
衛生署以專業態度作很嚴謹風險評估，達成的結論很簡單，台灣進口的美國牛肉風險很小。但是這樣的結論，並沒有獲得民眾的全盤信賴。部分媒體提出質疑，認為衛生署是在替美國護航，以致科學根據，都被遺忘忽視。這個過程反映了問題的癥結，不僅只是風險評估，因為爭議焦點很少是質疑風險之小；而是著重於風險溝通不夠清楚。顯然單方面的擇善固執，引不起回響與共鳴。
風險溝通要有效果，首先要認同民眾的恐懼是合理的。因為民眾完全不熟悉甚麼是狂牛症，莫名的恐懼，只能完全仰賴政府的把關。此時政府要以關心與愛心，開誠佈公地把複雜的危害風險評估過程透明化，把專業術語口語化，使民眾充分了解，覺得決策者與自己是站在一起的。
我們日常生活充滿著各色各樣的危害風險，我們都以平常心看待，並不大驚小怪。例如行人過馬路，就有風險，吸菸、嚼檳榔，也有風險，這些風險還滿大的，每年可死好幾千人，我們都認為是可以接受的。與這些熟知的風險相較，進口牛肉的風險，實在很低。大眾卻要求進口的美國牛肉沒有風險，達到「零風險」、「零危害」，這一方面是對狂牛症的不熟悉，另一方面是對「零風險」的不了解。本文願藉此機會對這兩方面說明，希望一旦了解狂牛症是怎麼回事，並知道「零風險」的代價，那麼對美國牛肉是否安全，大眾就能自己辨明了。
狂牛症是牛的病，不是人的病。牛與牛之間不會直接傳染，牛只有在吃進以病牛牛腦做的飼料，而且是吃進夠量才發病。美國上億的牛隻中迄今也只有兩隻被證實感染。在美國本土，沒有人因狂牛症而生病。而以牛腦作為飼料的作法已在一九九七年就禁止了，所以一九九七年以後的牛，理論上問題已不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政府只開放三十個月以下牛肉進口的原因。
美國農業部調查了四十多萬隻牛，沒有一隻病牛。美國有三千四百萬隻肉牛，發現了兩隻病牛，所以以病牛製成飼料的可能性為三千四百萬分之二。其次，一九九七年禁令後才出生之牛，理論上不會吃到有感染之飼料。但考慮到人為的疏失，不能完全免除，以兩成估計。
再者，牛的特殊部位，是禁止販售供人食用，再考慮人為疏失，以百分之五估算。
最後，病牛吃進人體，因為有物種之不同，只有十分之一的發病機會。上述的可能性一個一個相乘後，如附表所示，所得之機率，便是非常非常的小，遠遠地低於百萬分之一！
所謂「百萬分之一」的致病風險，不是說百萬人中一定會有一個人發病，因為不是每個台灣人都吃牛肉，有媒體推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即可能有二、三十人發病，是不正確的。而且附表所計算的致病風險，必須每一條件都要符合，才能成立。如果美國的牛隻監測系統有效運作、病牛的組織確實不再被當作飼料餵食、或美國牛肉的特殊部位確實未被進口，則致病風險將更為降低。
由此看來，食用美國牛肉的風險，是屬於「微乎其微」的風險（de minimus risk） - 就像「被雷擊中」的機率一樣低。想去降低這種「微乎其微」的風險，是沒有實質意義的。
在資源有限的今天，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危害等著我們去解決，我們是否要花費這麼多的精力和資源在這種微小的風險上呢？還是應該轉移精力和資源，去解決較有意義的問題呢？
任何事物都有其風險，上述過馬路的風險，吸菸嚼檳榔的風險，罹患肺結核的風險，都是「可接受的風險」。對於進口的美國牛肉，直覺上「零風險」是人人想要的目標，但實際上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們須付出非常鉅大的社會成本，由全體民眾共同分擔，試問我們社會是否有共識，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試想如果我們想達到車禍的「零風險」目標，是不是就要禁止所有車輛上馬路行駛，因為有車就有危險，難道這種的社會成本，可為社會所接受嗎？所以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可接受的風險」，而不是「零風險」。
再強調一次，這次事件不只是風險評估的問題，而是凸顯了風險溝通上關心與愛心的重要。風險溝通並不容易，美國環保署提出處理風險溝通法則，包括注意聆聽民眾的心聲，開誠佈公透明化，與專業權威合作，及用關懷愛心處理問題，我們當學習共勉。
（作者依序為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研究員、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研究員、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助研究員、衛生政策研發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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