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評論〉
■石世豪
自四月一日全國十縣市推動垃圾強制分類與廚餘回收至今，或許是政府宣傳火力十足，也可能是「零廢棄」、「廚餘再利用」的環保理想無可挑剔，抱怨或質疑廚餘回收政策的民間聲音從來不曾穿透媒體。然而，隱藏在廚餘回收政策背後的諸多社會正義問題，如果未能提出討論並合理解決，勢必導致其政策成本不當分配、政策效益僅由少數獨享。
首先，廚餘不比廢電池或紙張之類的工業產品，會分解也會滋養包括傳染病源在內各種生命的有機物。環保署以農村養豬與堆肥所需為由，試圖將廚餘在概念上重新定位為「資源」，雖環保觀念進步而宣傳手法也具巧思。但是，現代社會廢棄物處理問題的真正根源，在於都市化與社會分工的歷史事實，並不會因問題的再包裝而改觀。如何將分散於各家各戶中的廚餘，有效集中並提供業者轉化為再生資源，絕對不像農業社會時期的自家利用或轉供鄰里所需一樣簡單。
就「供應」方面問題而言，例如：都市住宅內是否有足夠的空間或設備可供分類與暫存之用？固然，少數私人豪宅或華廈有獨立空間、專屬管理人員，甚至附設具有控溫功能的特殊設施來處理廚餘，藉以減少家戶內外髒亂污染、病媒滋生等問題，也省得工作忙碌之餘還要追逐資源回收車而苦不堪言。這筆家計開銷，就算家家戶戶可以負擔，又為何要由「供應」回收資源的一方承受呢？現行廢棄物清理法基本上仍視廚餘等「一般廢棄物」為麻煩東西，市民接受各級政府的「清除、處理」服務必須繳納費用，顯然也還未換上政策宣傳所試圖傳達的「資源再利用」外衣。
至於各級政府所採取的「垃圾收費」辦法，除台北市以專用垃圾袋計量隨袋徵收，市民因廚餘免費回收而減少垃圾袋使用，因此省下部分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之外；採用隨水費徵收辦法的其他縣市居民，就未必感受得到垃圾減量的實際好處。問題關鍵在於：地方政府是否有效控制廢棄物清理所需管理及人工等成本，使其隨垃圾減量而等比例下降。在市民配合政策的勞費陡增、實際獲益不明顯而生活大感不便的情況下，廚餘強制分類回收政策是否可長可久，令人懷疑。連環保署用來對照、標榜的日本都還走不到這一步，其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再就「需求」方來看，養豬與堆肥的總需求量究竟有多少？其所創造的價值及伴隨而來的外部不經濟又有多少？多少民眾有福消受「回饋」而來的堆肥？姑且不論養豬與堆肥對周遭生態環境的鉅大衝擊，歷來以板車挨家挨戶收集餿水的傳統農戶，是否從此由地方環保單位中介的大型企業取代？此外，養豬與堆肥業者所獲利潤又要如何計算？如何回饋給無數自掏腰包，甚至犧牲生活品質配合回收政策的「供給」方？就算政府有心鼓勵綠色產業，也應給所有民眾一本乾淨透明的帳本，不該用贈送廚餘回收桶之類促銷政策的順水人情輕易打發。
廚餘回收一如所有公共政策議題，無法高舉環保道德理念就遮住底下潛藏的資源（再）分配問題：資力足以輕鬆負擔廚餘分類回收成本的中上階級，以及直接獲益於廚餘再利用的業者，與少數得享植栽之樂的民眾，畢竟不能等同於全體國民。
對那些靠個人打拚勉強立足都會區的上班族、自營商或學生而言，原由政府集中分類處理廢棄物的都會生活基調驟變，在新辦法與嚴峻罰則之下，轉而身兼無酬清潔隊員，還要承受種種生活不便來配合回收，放棄像自備絞碎機、廚餘倒入馬桶等更「便宜」的因應對策，政府自然要拿出一套更合於社會正義的成本分攤辦法。（作者為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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