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意外的焦點，不只胡錦濤，還有四通橋抗議標語。而大權獨攬的習近平，率領六個政治局常委到延安考察，唯恐世界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今年三月拜習會後，中共官媒稱拜登提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布林肯日前又強調：美國聚焦於如何藉由強化與盟友的夥伴關係、而非試圖影響中國內部動態，我們不會就形塑（中國）內部環境採取任何行動─這些是中國、而非我們要做的決定，…但我們可以形塑中國正積極就其世界政策做決定的外部環境。看來，對於習近平加強對外侵略性，美國正在聯合盟友積極應對，但是對於習近平加強對內壓迫，華府似乎一副置身事外。
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前，美國不無着力於「和平演變」，希望中國搭上蘇東波列車。但，六四事件之後，華府對北京的制裁有名無實，中共也致力於「反和平演變」，鄧小平總設計的改革開放，確立「政左經右」的旗幟不准動搖。而美國商務部與企業主導的對中政策，亦無視於「經濟發展促使政治改革」之落空，帶動民主國家的資金、技術、人才搶進中國，同時自我陶醉於「西方自由民主是政府最終形式」的「歷史終結論」。在「歷史終結論」的樂觀氣氛下，全球化的嘉年華會被視為沒有結束時間的盛宴。「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再加上二○○○普廷崛起，到了今年二月烏俄戰爭，「恢復俄羅斯帝國榮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者的交集才驚動麻痺的西方。
拜登上任不久，北京轉為高姿態：「美國有美國式的民主，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中國拒絕「美國式的民主」，不過，北京的行動則說明，它正在全球範圍推行「中國式的民主」（專制治理模式），尤其是介入民主國家的運作程序。而其危機，正如龐皮歐在國務卿任內所說的：「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那麼共產中國將改變我們。」他指出尼克森一九六七便解釋：「長遠來看，我們就是不能把中國永遠排除於世界各國之外……直到中國有所改變，全球才能安全。因此，就影響事件而言，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誘發』（中國產生）變化。」其中，關鍵字就在：「誘發變化」。否則，極可能出現逆向發展，就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主席哈斯所言：台灣代表跟中國完全不一樣的民主政體，這就像是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烏克蘭所遇到的情況跟台灣非常類似，烏克蘭代表斯拉夫民族可以有民主的政體，這是普廷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普廷越來越失去耐心，而習近平也是一樣，將會對台灣有越來越多的恫嚇與經濟上的脅迫。
日前，不顧朝野同聲反對，德國總理蕭茲乾綱獨斷，批准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入股德國漢堡港托勒奧特貨櫃碼頭案，作為他訪問中國的伴手禮。而降低對中國經貿的依賴，最近德國政界、商界辯論甚多，只是作為梅克爾傳人的蕭茲，似乎沒有記取能源依賴俄羅斯的教訓，傾向站在商業利益考量對中政策。而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稱：大約五十％的歐洲人已經離開中國，排名前十的歐洲企業反而與中國的接觸更多了，這主要是德國企業，來自於汽車、化工和機械等領域，因為中國無法替代，沒有其他選擇；它們只能留守，只能加強接觸，而這十家企業不一定能夠代表歐盟商會的四千八百個成員企業。梅克爾留下的德國，能源靠俄羅斯，經貿靠中國，於是對俄、對中政策，逐漸游離美國為主的西方主流，尤其為東歐國家所無法理解。這就佐證了龐皮歐所說的：「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那麼共產中國將改變我們。」
由此反觀，「捍衛我們的價值」，「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並非一種成功的方程式。半個世紀來，美國的中國政策，偏重於「交往」以滿足商業利益，卻忽略了「誘發變化」，到頭來等於埋下「邪惡的種子」，連自己的霸權地位都遭到挑戰。川普政府，終於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可惜，拜登政府在這方面亦未痛改過去幾屆政府前非。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偏偏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準備對美國持久戰，美國則因為內部民主紛亂而充滿不確定性，即將舉行的期中選舉便是一個變數，不少人擔心這次選舉結果，可能影響到美國的援烏計畫。「不改變共產中國」，想必是討好不了習近平，反而會刺激他「改變自由世界」的野心。這種戰略錯誤，惡果難以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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