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莉莉
高雄市議員藍星木因關切選民服務，被員警上手銬，引起府會關係空前緊張，在市長陳菊和市警局長蔡以仁出面致意，並做出懲處後，仍未能平息議會的怒氣，市警局因此召開人評會，加重對該名員警的懲處。
議員出面為民服務卻遭員警過分對待，固然有滿腹委屈；但換個角度來想，身為議員的我們也要思考，為何大多數民眾對於此事並沒有站在「民意代表」這邊同聲一氣，反倒質疑員警被懲處是議會藉公部門「仗勢欺人」？
議員有接受人民請願的職權，這是地方制度法賦予的權力，也是地方自治的精神之一；但今天民間聲音傾向替這名受懲處的警察打抱不平，卻未肯定議員盡職的服務，最主要原因出在於，藍星木議員處理的是「關切酒駕」案件，而這和廣大奉公蹈矩、遵守社會秩序的民眾生活利益相違背。
許多民代都曾經關切過類似的選民服務案，嚴格說來，藍議員和這名員警可都算是「盡其本份」的職務堅守者，只不過員警因未諳處理技巧將受到「懲處」，但民代乃至選民呢？難道不用因此領悟到「教訓」？
比起執行公權力員警之正派形象，民眾普遍對經常受託前往關切選民服務的議員印象多偏於負面，但這其實是個非常矛盾的認知！因為選民在請託議員處理案件時，通常不會把公部門依法行政的觀念擺在第一順位，而會認定公務員在「刁難」，所以希望議員基於民意代表立場出面解決，這豈不是一種「我的事是選民服務，別人的事則是特權」的心態？這也間接導致議員墜入「服務口碑」的迷思。殊不知，自己在奔忙關切服務案件的同時，已不知不覺成為「特權」、「關說」的劣質份子。
除了監督公家單位的惰性和弊端，議員本身仲介角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行政資訊逐漸公開的今日，愈來愈啟人疑竇。趁著高雄市議會和員警的公開衝突，社會不妨把無法明說的「潛規則」搬上檯面釐清對錯：議員們該提醒自己如何拿捏服務案件的正義尺度；民眾對議會施壓警局的反彈也要鏡射轉化成自我制約的內視；而警局高層在懲處這名員警時，亦須檢討本身面對外在壓力是否有太多不一的標準，造成員警們難以適從，進而產生對民意機關的錯誤態度。
三方面的反省，缺一不可，否則此懲處案勢必會帶來另一股觀念上的反作用力。（作者為台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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