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冼翰宇
受到疫情攪局，第三十一屆金曲獎從原定的六月底一路延到十月三日才得以頒獎。本屆金曲獎可以說盡了一切努力企求「皆大歡喜」，也沒有給媒體以「爆冷」下標的機會。
從結果來看，入圍名單公布後輿論聚焦的作品和歌者幾乎統統有獎，差別只在於項目的分別；即使無法在「正規賽」中獲獎，仍有「外卡」機制補救——自二○○七年（金曲十八）起設立、多次從缺的評審團獎便在此時發揮作用。
在今年阿爆以《kinakaian母親的舌頭》同時獲得最佳原住民語專輯和年度專輯獎之前，從二○一七年（金曲二十八）增設年度專輯獎以來的歷屆得主，雖然也都入圍個別語種最佳專輯卻未能脫穎而出。
年度專輯並非所屬語種最佳作的「邏輯矛盾」所幸沒在今年重演，但是針對以語種分類獎項的制度或許仍該持續檢討。
當林生祥的專輯《種樹》一舉拿下第十八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最佳作詞人（鍾永豐）和最佳客語歌手成為該年的最大贏家時，他卻選擇當眾拒領其中兩座「客語獎」，理由是「音樂語言的重要性大於族群語言」。
過去台灣唱片市場的音樂類型不多，要以曲風分類獎項在執行上確實會有難度，但近年來音樂愈趨多元，檢討分類的時間點也近乎成熟。語種分類做為政治力協調的產物，過去的原民會和客委會主張如此才能讓母語音樂曝光，如何讓區別回歸專業，恐怕是另一項難題。
包括林生祥在內的許多創作人都認為，愈是這樣以語種分類，愈會讓母語音樂人在流行樂壇遭到孤立。即便當年新聞局設立各語種獎項的本意是良善的，在流行音樂產業的實務面卻未必能得到正面回響，反而讓獎項淪為「保障名額」。
二○○○年陳建年在強敵環伺下，成為當年的最佳國語男演唱人，被許多媒體稱之為「原住民時代來臨」。但事實是，除非有一天各界不再把原住民音樂當成原住民音樂，那才真正是原住民時代來臨。
當社會各界不再將「歌王／后」的桂冠以「慣例」專屬分封給最佳國語男／女歌手，認可音樂的普世傳播性高於族群及語言的界線時，台灣的自由多元才能最完整地體現。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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