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ＴＶＢＳ電視台播出一場邀請新加坡人對台灣政經看法的叩應節目。節目中我們所聽到的都是一些如「台灣政府意識形態治國」、「鎖國只會邊緣化」、「這麼笨，何不利用中國崛起之機會」等，苛責台灣一邊的話。我們不怪他們，因為他們畢竟是新加坡人，對台灣了解有限，當然會以偏概全。同樣的誤謬也產生在對台灣銀行業之認識及對問題之切入。日前香港外商麥肯錫大中華區金融機構諮詢業務負責人姚方星（Emmannual Pitsilis）對台灣銀行問題之看法，同樣沒有抓到要害。他說：「台灣銀行業的資產規模，過去十年原地踏步，截至二○○五年底，亞洲前二十大金融機構中台灣只有台銀以七百八十億美元規模勉強排入第十六名，遠遠落後第五名的匯豐銀行（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與第七名的韓國國民銀行（一千八百一十億美元）；以股票市值言，一九九五年台灣前三大上市銀行有二百三十億美元，在亞洲四小龍中僅次於香港，但二○○五年底台灣前三大銀行市值只剩一百八十億美元，在四小龍中敬陪末座；台灣金融業去年的股權報酬率只有四．七％，比日本十一．三％還低，連泰國都有十六．四％；台灣應該加速催化一家全台最大，具國際競爭力的銀行業者，它的市佔率要在十％至十五％，台灣銀行過去家數過多的問題嚴重，所以金改動作不應停歇。」
若純粹的從經營技術角度言，我們不應否定麥肯錫的看法，但我們還是必須指出麥肯錫並未完全了解台灣的銀行資產規模為何滑落，股票市值為何縮水，稅前獲利率為何不如韓、泰等亞洲各國的原因。台灣的銀行真的如麥肯錫所言是家數過多（overbanking）嗎？其實不然。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以全國三千二百九十家（二○○七年五月，含分行）之分布，與美國之六萬九千九百七十五家（二○○四年）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今拚大型化就有競爭力，就可提高效率嗎？如是，一九八○年代世界之大銀行十之八九是日本的銀行，但這些大銀行仍逃不過日圓大升值、經濟衰退之衝擊，最後還是落得接受日本政府公款之挹注才能維持其生存。
其實台灣當今之金融問題絕大部分淵源於產業過度西進所造成之國內投資不足、銀行貸放業務之流失、資產價格跌落有關。這與近年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美國次級房貸風暴興起，違約率攀高，連帶使美國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虧損二．一一億美元是相同道理。所不同的是，美國經濟基本面仍至為健全，股市還在攀升，所以對美國銀行業之衝擊不大。台灣卻是長期受中國磁吸，對中國之投資年年攀高，國內投資受到壓抑，國內中小企業所需之設備投資、周轉性資金不增反減，大餅不增加（或增加有限），大家卻相互爭食，自然獲利率下降，產生銀行過多之錯覺。
讓銀行獲利率下降者莫過於銀行呆帳之竄升。過去配合政府政策極力推展中小企業貸款之大型行庫即首當其衝，無不忙於以盈餘及累計之準備沖銷呆帳。是以，我國銀行去年稅前平均獲利之所以只四．七％，遠不如鄰近國家，追根究柢是受累於產業西進、中國磁吸之結果。若政府不改過去持續放寬對中國投資之政策，台灣的銀行業絕對看不到將來。每次鬆綁與積極開放所遺留下來的企業債務，將持續讓國內銀行焦頭爛額，遲遲無法回復正常之經營，銀行市值當然也就無法提高。
有人把台灣銀行之出路寄望於中國，而主張開放銀行登陸。的確，國銀對中國台商之大量貸放確能解決銀行爭食國內客戶之問題，也能獲取一些利潤。但銀行之授信能量畢竟是有限的，隨之而來的，乃是對國內企業放款之緊縮，條件之提高，驅使國內企業加速外移，留下更多的呆帳，讓銀行的經營者及股東們吃不完兜著走，什麼金改都將無濟於事。
希望政府在聆聽國際投資機構基於本身職位的建言時，也能進一步靜心思考台灣金融及銀行經營真正問題之所在，降低企業對中國投資之熱度，這樣方能藥到病除，造福國家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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