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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星期專訪》澳洲智庫研究員卡薩姆:中共代理人法 強化透明更能嚇阻

2019-09-02 05:30

澳洲智庫研究員卡薩姆。(記者劉信德攝)

記者呂伊萱/專訪

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研究員卡薩姆(Natasha Kassam)正在台灣進行田野研究,近期接受本報專訪。談及台灣將啟動立法討論的「中共代理人法」,卡薩姆認為,強化「透明性」比設置罰責更加重要,且必須謹慎保障不侵犯言論與新聞自由。卡薩姆此次訪台也對台灣活躍的民主社會印象深刻,她說,台灣應該繼續深化民主、強化韌性,也要對自己更有自信心。

問:為什麼選擇台灣做研究?對台灣有何觀察?研究關心的主題是什麼?

答:台灣明年將迎來大選,而且與澳洲面臨相似的外國勢力干預問題,我認為現在是觀察台灣政情與兩岸關係的好時機。目前我最感興趣的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及其變化,我走訪政府單位和政黨組織、中研院、大學院校和民調機構,了解到越來越多人只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們,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

台灣真的讓我非常驚艷,台灣是個年輕、活躍的民主國家,與我在北京的時候相比,最特別的差異是政治文化氛圍,這裡每個人都想和我討論他們關切的議題,甚至計程車司機都熱中談論政治,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

台灣大選 面臨外國勢力干預

我也發現這裡的身分認同相當複雜,你知道,澳洲一向自認是多元國家,通常不會將台灣視為多元文化,但我現在了解到還有外省、本省、原住民,甚至更多的差異存在,這些差異也體現在政治裡,這是我先前未曾理解的。

我想對台灣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台灣作為實質國家運作、擁有活躍民主,卻因為地緣政治讓這些事實被置若罔聞,使台灣不被視為主權國家。

我要強調的是,台灣面臨許多內外威脅,但你們應該對自己活躍的政治文化感到驕傲,應該對你們民主的韌性、社會系統的完整更有信心。就像政治學家杭廷頓以和平的二次政黨輪替作為鞏固民主的指標,而台灣已經三次輪替了。在東南亞區域中,許多和台灣在相近時間成為民主政體的國家,或是民主搖搖欲墜、或是再次陷入威權主義,而台灣並沒有這樣的跡象,所以我認為台灣民主雖然年輕,但已經鞏固。

台灣應續深化民主 強化韌性

問:澳洲去年通過新法應對「紅色滲透」?妳曾參與修法過程,請談談此法的要旨?

答:首先,「紅色滲透」我想是從澳洲開始使用的,但我個人不會這樣形容在澳洲發生的事。二○一七年時這個議題因為政治獻金而爆發,接著去年通過幾項新法,加重從事間諜活動的刑責,並要求遊說人士申報是否為他國服務等。

但事件中兩位主角,一人是澳洲公民、一人擁有澳洲永居權,所以他們並不在所謂「外國」的範疇。新法的另一部分是「二○一八外國影響力透明計畫法案」,如同法案名稱所揭示的,比起罰責,我們更強調「透明」。法案要求遊說者在收到資金的三十天內登記註冊,並公開在網路上,如此公眾便能了解海外資助情形。換句話說,你能夠接受贊助,但必須透明,只有在拒絕註冊登記時面臨罰責。

我認為這有兩個重大影響,一是當有人發表強烈立場偏向的言論時,任何人都可以藉由網站了解,這些人是不是受到外國政府贊助,從而了解言論背後的意圖。另一點則是,人們會思考「偏見」公諸於世帶來的影響,比起接受贊助然後讓公眾知道,他可能寧願尋找其他的資金來源。如此一來,強化透明度不只有去除疑慮等積極作用,也有嚇阻效果。

問:新法施行迄今的情形如何?

答:新法上路到現在,統計中可見,約有一半贊助來自中國,同時也有一半來自美國、日本、挪威等國家。媒體常常將澳洲的外來影響力聚焦於中國,不過其實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影響力。

另外,目前仍有許多組織不確定自己是否在法律涵蓋範圍內,最有名的例子是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是中國政府贊助成立,但他們聲稱自己不涉及政治溝通,只是在做教育工作,這部分還在辯論中。

我們奉行民主,信仰言論自由,人們時常不同意他人的看法,或不滿意政府的決定,但如果有人發表特定立場言論,人們需要了解是不是有外國資金促使他做出相關背書。這樣的法律也許無法保證會使人們做出更好的決定,但能讓我們的民主更加健康。

問:台灣前陣子曾有「反紅媒」遊行,妳如何看待這現象?

答:在澳洲,絕大多數中文媒體的立場都是親中的,我想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擁有客觀媒體,實際上這是幾近不可能的挑戰。而在討論法律規範前,我認為,新聞自由是非常重要的,限制特定媒體發表特定觀點,而不侵犯言論自由是十分困難的,面對這個兩難,到現在我們也沒有找到答案。例如香港情勢和衝突,有人會說,為什麼要讓親共人士遊行?我想,只要不涉及暴力威脅、攻擊行為,這就是民主社會對異議聲音的包容。我們能做的是,讓任何異議聲音都擁有發聲而免於恐懼的權利,並促進溝通和對話。

在民主社會中,政府時常面臨保護人權與國家安全中的界線問題,這很難維持平衡和分界,而我個人認為,個體自由和人權必須被保障,即使不同意見者看彼此不順眼,例如在台灣總統府前揮舞五星旗,但我還是會說,只要不涉及暴力威脅,人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且比起讓這些異議聲音轉進地下,在公開場合中被討論會是更好的。面對威脅,我們要對我們的制度更有信心,並更加強壯。

問:台灣也正在研議推出「中共代理人法」,有些人認為這樣的法律將侵犯人權,請妳從澳洲經驗給予台灣一些建議?

答:我也聽說台灣要推動相關的立法。我認為台灣的情形和澳洲不同,台灣主要威脅來自中國,情況遠比澳洲更複雜。首先,我認為法規不應該只針對特定國家,而是應該適用於所有的外來干預,當中國向澳洲抱怨時,我們也能說,這不是針對中國。

第一次聽說「中共代理人」這個概念時,我覺得這很困難,因為的確台灣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共,但同時也有其他國家相當關切台灣選舉,如同曾有人指出美國政府試圖左右大選結果。不過我也了解,在中華民國憲法下,若要針對「外國勢力」立法,就會因無法將中國認定為外國,產生無法適用的問題,這是困難的地方。

資訊攤在陽光下 更甚立罰責

問:妳給台灣的立法建議為何?

答:如同前面提過的,澳洲的做法是強化提升透明度,而非設立更嚴厲的罰責。我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盡可能讓所有資訊攤在陽光下,比試圖限制人們或設計罰責更好,且公開透明自然能讓輿論產生嚇阻效果。這是澳洲到目前為止的經驗。

我想再次強調,自由民主社會應該攜手合作、建立對話管道、共享經驗、找出解方,我們需要讓我們的民主更加強韌,足以抵禦外來干預,且同時不損及我們的多元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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