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APP

自由時報APP
看新聞又抽獎

立即下載
言論

文化週報》翻譯文學也要轉型正義——賴慈芸扮柯南打開亂世黑箱

2019-08-04 05:30

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賴慈芸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廖振輝攝)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廖振輝

譯者名姓有玄機《飄》傅東華奪姓改名50次

問:妳的「翻譯偵探事務所」是一本奇書,對文學或對翻譯作品略有涉獵的人,都會被你挖出來的真相看得目瞪口呆,妳好像是一名偵探,上窮碧落下黃泉般揭開台灣翻譯史的荒謬面紗,更特別的是妳總在一般人不會起疑的地方切入,揭發隱藏背後的秘密,妳是怎麼從學者走向偵探這條路?

賴慈芸教授作品《翻譯偵探事務所》每個章節前,皆以黑底白字對頁揭開序幕,帶領讀者打開翻譯黑箱。

答:

我1994年讀翻譯所碩士班的時候,因為和同學要合作撰寫台灣翻譯史,翻查資料時就發現經典文學如《簡愛》、《咆哮山莊》的翻譯都有問題,明明就是同一本譯本,譯者的名字卻不同,簡直像是個包藏無限秘密的大黑洞,這實在太有趣了,為什麼過去都沒人發現或討論呢?

左派文人不改名難上市

一部分的原因確實跟政治有關,1949年後,有些翻譯者並沒有來台灣,而留在中國,曾經翻譯《飄》的著名譯者傅東華就是如此,使得他流通在台灣的譯本,就不得不塗改譯者的名字,傅後來在文革期間被鬥死,他的譯作一度在台灣與中國都遭遇到不幸對待,我有一位學生專攻《飄》的譯本研究,總共找到50幾個版本都是抄襲傅東華譯本,但譯者名字卻付之闕如。不掛名的譯本背後就有血淚故事。

但來到台灣的譯者同樣會受到政治牽連,例如翻譯《紅與黑》與《冰島漁夫》的黎烈文,就因為過去曾和偏左派文人往來密切,受到當局監視控管。

另外,早年還沒有著作權概念,像是曾經風靡一時的羅曼史小說,很多出版社都是拿到書後,直接拆成兩三落,請不同人搶譯,很快就可以上市。後來要付版稅後,利潤太低,羅曼史出版銳減,間接促成本土羅曼史崛起。

皇冠早年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其實都未獲授權就自行翻譯,暢銷的史蒂芬.金的小說就曾遭大幅刪減,著作權法實施後,皇冠重新和作者談版權,作家當然要求把刪掉的統統加回去。簡單來說,那時候台灣的翻譯市場就是一筆糊塗帳。

老蔣「匡正」福音 加油添醋版帶進棺材

問:「翻譯偵探事務所」中,最神奇的發現就是蔣介石帶進棺材中的《荒漠甘泉》的版本,竟然和原版的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出入極大,譯者是在新聞局工作的王家棫,文稿則經蔣介石「親自核閱」與「匡正」,因此出現了把約翰福音的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簡化成「我已戰勝了世界」。還加油添醋多了「世界是一個大戰場,人生在世,就是在這戰場上,度著戰爭生活」的註解。想像一下張學良和李國鼎等名人都要根據蔣版寫心得,老蔣的洗腦本事還真驚人!另外,妳也對取自《聖經》經文的歌曲《愛的真諦》:「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提出異議,為什麼對聖經題材這麼敏感?挖出這麼多真相?

基督教靈修書《荒漠甘泉》經過蔣介石「親自核閱」後,腦補了多句註解,洗腦功力一流。(賴慈芸提供)

答:我從小就讀的就是以《聖經》做為品格教導原則的奎山小學,每天都要背誦《聖經》,只要念到:「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時,男生都會怪模怪樣地擠眉弄眼,老師也跳過這句不講害羞的事究竟是什麼事,便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才知道普遍流傳的中譯本《聖經》是1906年傳教士翻譯的「和合本」,年代久遠,難免出現「愛是不做害羞的事」這類奇特難懂的句子,但究其原文,如《中文新譯本》是譯作「不做失禮的事」,《現代中文譯本》更譯為「不做魯莽的事」,這樣翻或許就不會讓年輕人大呼小叫了,雖然希伯來原文略微指涉到一點男女情事。

《荒漠甘泉》則是有次我在舊書店看到王家棫的譯本,裡面對原文有非常大的改動,書中引述的經文跟我過去讀的《聖經》都不同,很意外,經過考究後發現經由老蔣審定的《荒》一度是軍方極重視的思想教材,將軍都要拜讀,而且版本內頁還註明退伍後得要回收,顯然老蔣是藉由宗教手段,洗腦軍人,而且老蔣不但指定張學良研讀,還要寫下讀後心得。直到今天,台灣仍流通兩種版本的《荒漠甘泉》,一個是蔣家版,另一個則是非蔣版。

耿濟之?汪炳焜?《罪與罰》到底誰翻的?

問:為了做翻譯研究,得接觸許多珍本、孤本、絕本,妳怎麼形容自己跟這些舊書接觸的日常?

答:
一切都因為興趣。我在舊書店遇見這些書時,常在想這本書是如何輾轉來到這裡?有過什麼前世今生的傳奇?有些舊書上面會留有書主購藏日期的簽名,例如「1949年購於上海」,書的身世就躍然眼前:這些書當初跟著知識青年跨海來台,青年變老過世後,這些書輾轉賣到舊書店,等待新主人接手…。

後來有些小出版社拿到這些知識青年的書,去頭截尾,做起無本生意,直接盜版印行這批翻譯作品,早年的志文和遠景出版社都曾經做過這些事,這是當時出版社的常態,那時的出版人將這種書稱為「種子書」。

早年這種去頭截尾的翻譯書出版社,遠景出版社創辦人沈登恩可說是集大成的出版人,但他並非起頭者,而是很用心地將早年這些用劣質紙張潦草印刊的翻譯書重新排版,並修掉不合時宜的句子,最後活化成「世界文學全集」。這套1978年出版的套書極為暢銷,也讓遠景在台灣翻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開始辦譯疑案時,第一套查的就是遠景的翻譯,因為這套書的譯者很多都是用假名,或是像《罪與罰》,遠景再版時說是耿濟之翻譯的,其實不是,後來耿濟之的外孫陳逸得知這部《罪與罰》是外公譯作時非常開心,以為是外公的遺作出土,便跟遠景說要重出該版,於是出版社在封面加上「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字眼,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那本「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焜」的版本。

遠景出版《罪與罰》 譯者雖印上耿濟之,其實該版本是上海啟明「汪炳焜」的版本。(賴慈芸提供)

遠景出版《罪與罰》 譯者雖印上耿濟之,其實該版本是上海啟明「汪炳焜」的版本。(賴慈芸提供)

追查這些因為戒嚴時期特殊時空而錯置的譯作,我期待有出版社願意出面承認,全面更改書目,還原真相,畢竟解嚴至今超過30年,國家圖書館裡建置的書目仍未更正,一錯再錯的結果會讓國內外學者研究出現問題或被誤導,事實上這件事情我跟教育部反映多次,卻一直沒有人願意好好面對,改正錯誤。

就圖書館的專業倫理而言,如果這本書是抄的、假的、是冒名的,圖書館根本不該收,但要把這些曾經流通的書統統都丟棄,也不切實際,這是戒嚴時期留到現在的歷史共業,只要公立圖書館願意參考我們的研究更改書目,不就是出版界的轉型正義嗎?

4家翻譯社老闆都是更生人 白恐奇觀

問:既然妳提到了轉型正義,其實還原台灣翻譯史隱姓埋名的歷史也是重要工程,因為許多翻譯者都是白色恐怖時期受迫害的文人學者,妳認為轉型正義也該還原這些受害文人的身世嗎?

答:這些文人當初受了政治上的冤屈,不過他們的譯作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譯作仍然可以掛著他們自己的名字。不過我發現,台灣早期的4家翻譯社老闆都曾經入獄,這是放眼全球翻譯界都很罕見的文化奇觀,我訪問過這些老闆,他們都說是因為出獄後找不到工作,只好從事翻譯,因為翻譯是一條相對容易的就業路,用字賣錢,自己就能接案,少了雇主要不要聘用政治犯的疑慮。

例如統一翻譯社的老闆方振淵是本省人,以日文翻譯為主;國際翻譯社的胡子丹是外省人,專做英文翻譯,胡先生的出版社還邀了許多綠島的獄友一起翻譯。話說回來,這些綠島的受難者也曾為《拾穗》月刊貢獻不少力氣。

創刊於1950年的《拾穗》是以翻譯為主的雜誌,主要成員都是高雄煉油廠的一群工程師,當年是文藝青年很重視的一本雜誌,我的學生到高雄查閱原始資料,發現後期很多翻譯稿件都是從綠島寄出。

《拾穗》月刊以翻譯為主,後期很多翻譯稿件都是從綠島寄出。(賴慈芸提供)

問:翻譯是否講求正確?抑或是有讓譯者自由發揮的餘地,這部分的爭議一直存在,甚至像是前幾年洪蘭的譯作便被學者抨擊為超譯,又加上現在翻譯軟體盛行,但翻譯軟體的譯文經常讓人啼笑皆非,到底翻譯該追求的是什麼呢?

答:
揪出翻譯錯誤的人一直都有,但我認為在討論譯作時,究竟是要把譯作視為獨立作品?抑或只是服務原作的衍生性產品?翻譯界一向有兩派不同見解。有一派將譯作視為獨立的藝術作品看待,這一派是少數,另一主流則是以原文為中心,信奉嚴復曾提出的翻譯三原則:「信達雅」。但我不喜歡「信達雅」的概念,因為它已化為翻譯界的緊箍咒,我認為有時過於忠實原文,對翻譯的藝術性反而造成巨大傷害,翻譯之所以無法取得藝術高度,就是被「忠實」給綁死了。

翻譯軟體也是翻譯界經常討論的話題,例如AI興起後,翻譯工作是否會消失?這就像19世紀發明相機時,很多畫家擔心是否就此失業,其實失業的只有人像畫家,因為如果只是追求形似,沒有一位畫家能超過相機,但是只要有自己的藝術詮釋,這種畫家是不會消失的;如果翻譯只是追求準確的話,隨著AI愈來愈進步,資料庫越來越完善,AI翻譯是可以做到非常精確的,現在大型翻譯公司都有自己一套翻譯AI軟體,先經由軟體翻譯後,再由人工校正就可完稿。

但是,即使AI再進步,翻譯的文采跟詮釋是不可能被機器取代的,我認為翻譯就像是在演繹一首古典音樂,作曲家是原著,譯者就像是演奏家,翻譯家用他的文筆與理解,就能在作曲家的原譜中拉奏出不同的韻味,就像明明是同一首蕭邦作品,不同的演奏家都會詮釋出不一樣的蕭邦,差別在於翻譯不需要登台獻技,而是像一位沒有舞台的表演者。

《小亨利》來台開了口 世界文學簡譯版兒童不宜

問:妳做研究時曾指出,曾連載在《國語日報》的漫畫《小亨利》裡的對白是翻譯者所加,原本裡面是沒有任何對白的,妳看到《小亨利》原作的衝擊,是對舊有世界的重新認識,還是像闖進新的世界呢?又或是對很多人來說,熟悉的「小叮噹」被正名為「哆啦A夢」,但青春記憶裡那隻藍色機器貓始終還是小叮噹,這些也是另
一種鄉愁吧?

答:
我發現它們都經過「加工」操作,不只《小亨利》,東方出版社早年出的許多兒童經典世界名著等,都是從日本照搬過來,台灣孩童當年藉由閱讀這些經典形塑對外國的想像,其實都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換言之,我們想像的歐洲世界形貌是透過日本人的理解,我們就這樣毫不知情地接收過來,我問過日本學者,為什麼要把世界名著「改寫」給小孩看呢?日本在60年代時就出現改革的呼聲,主張小孩就看兒童文學即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非常反對這樣的簡寫版,與其給小朋友一棵塑膠樹,為何不帶孩子走進文學森林裡真正撿一片葉子呢?但是台灣出版商,現在還是很愛將這些大塊頭的文學鉅作改寫成300頁不到的兒童文學版本,這些都是簡譯版,刪改後和原著差距甚大,很多小朋友看完這些簡譯本後,日後就不會想再看完整版譯作,他們認知的世界與文學就有了殘缺與遺憾,這也牽涉到出版倫理的問題。

《小亨利》原著本無對白,但國語日報連載的譯本卻替小亨利開了口。(賴慈芸提供)

問:接下來的翻譯任務是?

答:
我即將推出一本關於台灣翻譯史的論文集,這本我主編的論文集要以台灣翻譯史來證明台灣跟中國的文化基因完全不同。

首先,台灣從1895年後就走上跟中國不同的道路,即使仍來往密切,但非常不同,舉例來說,中國編寫的近代翻譯史,會從晚清、五四、30年代、戰後,最後再加一章台灣跟海外,但台灣事實上根本沒有經歷五四運動,台灣翻譯史的斷代是從晚清、日本時代,再接國民政府時期,台灣人的母語以河洛話、客語為主,和中國的北京話是不同的,例如伊索寓言就有過台語譯本,「老鼠開會」就譯成了「鳥鼠會議」,例如「國王的新衣」最早的台灣譯本則是「某侯好衣」,早過中國的版本。

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台灣戰後直接硬碰硬遇到曾經歷五四運動的外省人,所以即使外省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少,但台灣出版界則多半由外省人主導,從作家到編劇都是,台灣因為沒有經歷五四的白話文運動,譯文的表現上就與中國譯者不同,這些研究對台灣來說意義是比較大的。

不用抽 不用搶 現在用APP看新聞 保證天天中獎  點我下載APP  按我看活動辦法

已經加好友了,謝謝
歡迎加入【自由評論網】
按個讚 心情好
已經按讚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