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中信
姑且不論載具的形式，或是拍攝的品質與規格，此時此刻的台灣，幾萬元、數千元便可購買一架空拍機，會有越來越多的器械升空，以俯視的角度觀看台灣。但是，這種不同於日常經驗，以開闊的視野，居高臨下的角度，飽覽居住空間的新奇感，不見得帶有環境的關懷。如果耽溺於俯視的看見，只會將空拍視為另一種獵奇的方式，僅是新器械發明與普及之後的風潮，並未擺脫形式的桎梏。
齊柏林《看見台灣》的影像意義，並不單純是空拍的行動背後，究竟耗費了多少心神與資金，需要投注多少技術與時間；而是齊柏林企圖以縱向的時間跨度，以高空的影像形式，記錄台灣領土環境的變遷（破壞），以及透過劇場的形式，展演出台灣獨特的文化特色，再經由院線的形式散播，喚起普遍的地方情感與環境意識。
因此，如果將《看見台灣》這部作品，定義為物理位置的調度，拍攝新奇的視角，太低估影像的價值，也太低估觀看的意義；如果將居高臨下的高空位置，俯視台灣的領土，定義為權力的觀看，賦予監視的意義，也太過空泛浮濫。齊柏林所架構的俯視語彙，更接近於透過影像位置的轉換，改變讀者的視覺經驗，並在加諸環境意識與人文關懷中，嘗試提高觀看的思考與格局。
就環境紀錄片而言，這部影片成功獲得了票房的肯定，締造了紀錄片的輝煌，反映了環境破壞的生硬議題。然而，見證是實際的行動，影像的完成與放映，如果沒有造成影響，終究只是資料庫裡的影音檔案。當齊柏林即將走向國際，在為《看見台灣Ⅱ》進行場勘時意外殞落，眾多讀者們在悼念台灣痛失英才的同時，是否曾回頭思考，自身是否擁有更加開闊的格局，思考台灣的未來，並且訴諸行動？（作者為教師，屏東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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