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揚（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在當代臺灣，「學者治國」似乎是個負面用語。最常見的批評，不外乎學者空談理論、拘泥於證據或學說、缺乏效率與執行力、不接地氣而一廂情願等。有別於此，律師治國、工程師治國、醫師治國或企業家治國，則彷彿給人一種印象，覺得他們更可以對症下藥、講求實效，讓政策變得更加「有感」。
但在古代中國以至其他許多地方，學者卻是政治舞臺上的要角。這些學者掌握現代人認為的人文知識，如文學、歷史、哲理思辨等；有的人畢生鑽研典籍書本，有的人則把握機會從政，嘗試實踐所學。當然，不同時空認定的「學者」可能有異，但學者在人類的政治上有舉足輕重影響力，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圖1 宋代科舉殿試圖。在現代社會，應該鼓勵「學而優則仕」嗎？（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那「學者」治國究竟是好是壞？對此，我們當然無法給出簡單的答案。這篇小文嘗試回到南北朝晚期以至唐朝初年，看看代表當時「學者」與「學問」的「儒者」和「儒學」，為何且如何在政治上受到重視，做出了什麼貢獻，又對我們理解前述問題，提供了哪些有益的思考素材。
一、什麼是「儒」？
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以下所稱的中古中國），「儒」也許是最能對應於「學者」的一群人。已經有許多學者討論過「儒」的字義、起源和先秦以降的發展，也考察了這群人的學問憑藉，也就是「儒學」。
大體而言，「儒學」包含孔子以來的核心關懷與思想預設，以經典所載的知識與倫理規範為基礎，主張將經書中的聖人之道應用於個人、家庭、社會以至國家等各種場合，希望透過合宜途徑，在各種「關係」（如君臣、父子、夫妻）中建立符合經典理念的秩序，並透過典籍知識來彰顯、證明它。在中古中國，儒學在學術文化、禮儀規範和政治實踐等層面上有重要力量，服膺上述理念並鑽研典籍和禮法的，都具備「儒」、也就是學者的特徵。
圖2 明代所繪之孔子像。「孔子之道」可說是儒學的出發點，但歷朝歷代對其有不同理解。（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我們可以透過北周釋道安的〈二教論〉（570），以「他者」的眼睛，觀察中古時期對儒學的看法。〈二教論〉將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信仰歸諸「佛」、「儒」二教，「佛」為內教，「儒」為外教，且內優於外。道安以「儒教」涵括周秦以降、佛教出現以前的所有學術流派，認為它們「同屬儒宗」，其根據在於它們都有賴以成說的典籍書冊，而儒學正是以經典為核心，故可綜合眾家。換言之，儒學、儒教是以故有典籍（「皇家之書」）為中心的文化傳統。
道安對儒教的另一觀察，是認為它與王朝治術息息相關，即「救形之教」、「外教」。他強調「位」的優先性，「有才無位」不如「有位無才」，所以後文說孔子雖然「聖達」，卻是「無位者也」，他述而不作只是發揚文軌，「非為教源」。儒教必須仰賴政治地位推一把，方可能達到其目標。簡言之，道安眼中的儒學，是以典籍為中心，並以政治和教化為己任的文化傳統。
因此，「儒」既是身分認同，也標誌學問與文化素養。但要強調的是，中古時期的人，未必能簡單以是否為「儒」加以區分。有些士人嫻熟經史典籍，卻更偏愛透過文學詞藻來實現自我。甚至有些僧人、道士，他們的文獻知識亦不遜於皓首窮經的學者。重要的是，不管追求什麼，許多人相信儒學和典籍知識，是治理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學者治國是相當自然之事。唐朝初年的相關討論，則有其特定背景，得回到南北朝的歷史環境才能說分明。
二、學者與文化建設
南北朝的政治與社會動盪，對文化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有礙學者安身立命。文書典籍散佚是其中一環，妨礙人追求學問。人們在戰火中當然更難進行學習。甚至想合乎禮制服喪，有時也沒那麼容易。北朝《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就十分擔心子孫「生於戎馬之閒」，無法掌握士大夫家族的「風操」，也就是應具備的學問與德行。對此，歷朝都嘗試重振學術與文化建設。如聚書、重視學校，以至於強調知識的重要性。
隋朝在589年統一南北，除了政治上的成就，當時人也期待它能發揚學術與文化。在這種氣氛下，隋文帝與隋煬帝也推動若干措施，尤其是注重教育和制禮作樂，希望得到學者以至當時許多人的肯定。如隋文帝延聘當時名儒馬光到長安講學授業，原先在山東的學生仍不遠千里追隨至長安，這千百人的移動讓人印象深刻。制禮作樂更是大工程，因為經過南北朝近三百年分裂，許多舊有的禮儀和音樂已經湮沒很久，南北又各自添加了新元素，十分複雜。最後還是仰賴眾多學者合作，才完成一套足以彰顯王朝大一統氣象的禮樂制度。
遺憾的是，隋朝不到四十年就滅亡了。隋朝統一的成就和速亡，是很有衝擊力的事。唐初君臣因此不斷反思隋朝何以速亡，檢討其所作所為，其中也包括隋朝的學術與文教政策。最直接的反映，見於房玄齡等人編寫的《隋書》〈儒林傳〉。
〈儒林傳〉反映了編寫者房玄齡等人的觀點：第一，振興儒學是統一天下的結果。第二，隋文帝將儒學思想運用在政治上。第三，文帝「提振儒學」包括提倡經學與廣設學校。第四，文帝晚年輕忽儒學。儒學在隋朝中衰，為政權的印象蒙上陰影。隋文帝晚年縮減生員額數和裁撤學校一事，多被視為文帝「不悅學」，也就是不重視學問的表徵。雖有學者對此提出不同解釋，但至少在觀感上，它確實有損隋朝發揚儒學的形象。
〈儒林傳〉也對煬帝時期的儒學發展有所評價。它說煬帝即位之初也頗重視儒學；但他後來著力用兵，便輕忽文治了。學習和學問在這裡扮演了重要角色。〈儒林傳〉說煬帝「空有建學之名」，也就是儘管有學校，其效果卻有限，「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儒林傳〉也以「學者」和「不學者」對比，強調國家盛衰興亡實有賴「學者」，亦即能把握儒學傳統的士人。由此可見，唐初史臣相當感歎隋朝二主無法有始有終地提倡儒學。
很清楚的是，〈儒林傳〉將儒學盛衰與國家興亡聯繫在一起。唐初學者認為，煬帝依任刑罰是隋朝速亡的一個原因。而唐初提倡儒學，是要避免重蹈隋朝覆轍。正如呂思勉（1884-1957）所說，唐初「所冀望於儒家者，為化民善俗，以革任法之治」。清代焦循（1763-1820）也認為，南朝自宋至齊都沒有專為學者所立的〈儒林傳〉，南朝梁「漸尚儒風」後才開始有之。從歷史編纂角度看，後來這些史書有不少成於唐初貞觀年間；為學者立傳，可能反映了唐初史臣想凸顯儒學的用心。
圖3 隋文帝像。信仰佛教的隋文帝是否真心重視儒學呢？（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三、治國當用儒者
除了繼續推動各種文教政策，唐初和隋朝最大的差異，在於統治階層更看重學者、儒者的角色，不僅致力於學術文化建設，更有意識地將儒者推上政治舞臺，最具代表性的推手則是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在即位以前，就已經明白打天下與治天下的差異，很早便開始重視文治。史書說他「銳意經籍」、「留意儒學」，又建立一個「文學館」，與裡面的十八名「學士」花許多時間「討論經義」。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座「文學館」裡面的人，並非所有人都是以學者的身分聞名於世。李世民在一道命令中講得很清楚：這些學士包含兩類人，一類是嫻熟經典、可肇劃國家禮制的儒者，另一類則是具詩文創作能力的文人。所謂的「文治」，背後其實有儒者和文人的角力。
中古時期儒者和文人之爭，有深刻的歷史淵源。毛漢光教授指出，自戰國以降，「德行」、「經術」、「文章」、「吏幹」是中國取士任官和臧否的主要標準。漢代以後經術和文章分流，談經術者強調「德」（儒家倫理），重文章者強調「才」（智慧與學識）。魏晉以來，文章之士常被批評為「浮華」，既指文學寫作不強調德行的重要性，也批評文人們經常行止有虧。到了唐代，儒者和文人之爭則直接影響政府選才任官的標準。
唐初確實有一批人刻意抬高儒學傳統，認為文學無益於治道。《隋書》〈經籍志〉評論中古以降文學寫作的體裁和內容，認為追求文學美感本身並非壞事。但若流於宮體詩、過度重視詞藻，便有必要改正。尤有甚者，這些文人在隋代多難善終。〈經籍志〉最後強調文學寫作關乎國家、政治，過分沉溺於文學寫作，追求「屬辭」，絕非善事。
隋朝皇帝的用人，可能也刺激唐初君臣反思儒者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大體而言，隋朝許多享有富貴權勢重臣，和儒學傳統多有段距離。隋初位極人臣，「年宦已極」的李穆，是以軍事才能知名。隋文帝時貴寵「冠絕一時」的「四貴」中，除蘇威接近儒學傳統外，楊雄是宗室兼之以忠勇，虞慶則有平定北疆之功。高熲雖號稱「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其長處仍在於軍略。隋煬帝時最富權勢的重臣包括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等人。宇文述「少驍銳，便弓馬」，被認為「性貪鄙」；裴蘊「性明辯，有吏幹」，有行政才能。兩人各有長才，但未見儒學傳統的影響。裴矩具備儒學素養，但其功績多表現在軍事層面；虞世基儘管有儒學背景，卻主要以文學才能知名和受重視。至於兩朝元老楊素，史書雖稱他「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其長處仍在軍事活動與文學寫作上。對唐初的人而言，隋朝二帝親信以軍略或文學為長的大臣，是隋朝速亡的一個原因。起用儒者治國，則可望避免重蹈覆轍。
在這些因素的刺激下，唐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便和當時知名的儒者王珪，討論未來政治方針。《資治通鑑》是這麼記載的：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
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上然之。
唐太宗問王珪：「近代以來（過去一二百年），治國的人表現得越來越不如以前，這是為什麼呢？」
王珪回覆說：「漢朝時崇尚儒者的學問道術，任用的宰相經常是嫻熟經書的人，所以風俗（社會人民的風尚習氣）純樸篤厚；近代以來則重視文采出眾者、較輕視儒者，又往往加入刑法律令，這是為什麼統治和教化會越來越衰微不振。」
唐太宗頗為首肯這番話。
由此可見，王珪強調代表文學文化的「文」應為政治得失負責，唐太宗也同意此說，說明「儒」、「文」對立，或儒者和文人的對比，是當時思考文治的一個重要元素，唐朝初年君臣也有意識地傾向儒學傳統。
若透過《舊唐書》卷66至75的個人列傳，簡單觀察貞觀時期受到重用或有特殊表現的大臣，除去以軍事貢獻知名者後，其中明顯親近儒學傳統的有房玄齡、杜如晦、王珪、李百藥、姚思廉、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馬周、崔仁師、蘇世長、韋雲起等12人。在其餘的十人中，以文采知名、受文學文化影響較深的，有岑文本、杜正倫、虞世南、褚亮、薛收等五人；另外五人則是明習法令的戴冑、孫伏伽，和以上書言事知名的魏徵、劉洎、張玄素。
這個觀察和前述王珪的論斷相近，即以文學才能見長或明習法令者，在政治領域確有一席之地。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也看到親近儒學，或較具「學者」特質的人，在唐初受到重視。從這些人的傳記可知，在當時，儒學主要透過家族授受，再透過士人秉學入仕影響政治。其特色表現在嫻熟儒家經典和史傳，並透過上書言事和參與文教建設發揮影響力。若參照前面提過的毛漢光的論點，這些特徵反映了「學」的一面。
圖4 唐太宗像。唐太宗在歷史上有各種評價，但「貞觀之治」的成就多為人稱頌。（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貞觀政要》記載，王珪建言應重視儒者，太宗深以為然的結果是，此後百官中學問特別好，又明瞭為政之道的人，可以更快地升遷。這也許是唐初「治國當用儒者」最直接的結果：應盡可能獎勵、吸收有儒學背景的士人進入政府。
四、儒學與貞觀之治
那麼，儒學究竟對大名鼎鼎的「貞觀之治」起到什麼作用呢？我們毋須過分美化其效果，但也不該一味嗤之以鼻，以為這不過是虛應故事。對此，羅彤華教授認為「德治思想」和「聖王觀念」是儒家思想帶給貞觀時期最重要的元素，值得參考。
「德治思想」強調政治問題離不開人的道德，唐初儒學在兩方面發揚了這個關懷。第一，德治要求在上位者自律自制，醞釀出遵守制度（守法）和君臣互相督責的風氣。第二，在挑選官吏時，也特別考察候選人的德行操守。
從德治思想出發，唐太宗也特別關心如何做一個「聖王」。除了道德訓誨，他還從儒者的學問，特別是歷史知識中尋求聖王的榜樣，也推動修史和論史的風氣。在愛民的大宗旨下，太宗尤其重視納諫，以減少可能犯的錯。
我們當然不能天真地將唐初的政治建設，完全歸功於儒家的道德理念和人文歷史關懷。例如儒家強調的理想人倫關係，即便在貞觀時期也很難完全體現。唐太宗用人亦不是只挑學者，其中還涉及社會階層、地域勢力等複雜要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功利與現實考慮外，儒者確實透過經史學問，提出一份理想生活方式的藍圖，也促成君臣溝通、較為合理的政治文化。
圖5 《貞觀政要》書影。記載貞觀君臣論政言行的《貞觀政要》，
除了是中國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經典，在東亞地區（特別日本、韓國）也有頗大影響力。（圖片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95623）
在這篇小文的最後，筆者想強調兩點。首先，「儒學」、「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其實相當複雜，絕非單一、停滯無變化的。至少在宋代以前，多數的「儒」可能更近「學者」而非「思想家」。但這不表示宋代以前的「儒」較不重要。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中便說過，「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透過治國參政，「儒」和學者在許多歷史當下都是有份量的存在。
第二，當代政治體制和許多假定，與古代中國有深刻差異。但反思過去經驗、考慮當下難題以及探索國家施政方針，應該仍是政治人物以至關心公眾生活者所念茲在茲的。現在需要什麼樣的「知識」或「學問」來處理眾人事務？歷史、人文、思辨等學養，對政治有何助益？這些元素是否能描繪出不同的願景？與其過分簡化地讚揚或批評「學者治國」，我們不如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追尋更理想或合理的政治生活。
本文改寫自拙作〈斯文不喪──中古儒學傳統與隋代唐初的政治文化〉，並補充了若干資料。
參考資料與連結
毛漢光，〈中國中古賢能觀念之研究－任官標準之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8:3（1977），頁333-373。
毛漢光，〈論《貞觀政要》中的君臣溝通文化〉，《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1（1994），頁67-81。
陳寅恪，〈論韓愈〉，收在《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傅揚，〈斯文不喪──中古儒學傳統與隋代唐初的政治文化〉，《漢學研究》，33:4（2015），頁177-211。
羅彤華，《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臺北：師大史硏所，1984）。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 「學者治國」錯了嗎？來看唐朝初年的儒學與政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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