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培
日前拜讀自由廣場〈廉政公署與廉政署 差一個字天差地遠〉投書，深有感觸，茲分享個人拙見如下。
首先，誠如該文所提，香港廉政公署與我國法務部廉政署法定權限大相逕庭。我國廉政署的調查對象僅限於公務員；而香港廉政公署的調查對象，除公務員外，還包括不具公職身分的私人企業員工與一般民眾；其次，在調查權限上，廉政公署直屬香港特首，有獨立調查權和強制處分權，例如具調閱資料、處置財產與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權限，且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前開處分，違反者可處以牢獄之刑，該署調查的權力，可以說凌駕於檢察官之上。
反觀台灣的廉政署隸屬法務部底下，受檢察官指揮辦案，轄管的政風機構亦僅有行政調查權，無權執行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獨立性和權限相比下似大為不足。職是之故，每逢台灣爆發公務員貪污弊案，社會輿論主張廉政署組織設計應仿傚香港廉政公署，以強化反貪功能的呼聲便大起，然而，此種「去脈絡化」的論調顯然忽略兩地政治社會環境的差異。
台灣的廉政署隸屬法務部底下，受檢察官指揮辦案，轄管的政風機構亦僅有行政調查權，無權執行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本報資料照）
檢視香港廉政公署握有重權且反貪成績斐然的原因，係源於廉政公署是英國殖民香港時期的特殊產物，當時為遏抑「警黑一家親」的嚴重貪腐，所以設計該署直接受最高行政首長管轄，可獨立行使廣泛的調查權，並得以不顧人權保障與法律程序執行肅貪，故締造亮麗的清廉成效。但是此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並不存在於台灣，且台灣是民主國家，高度重視人權保障與程序正義，就連多年前立法院欲仿傚香港於《貪污治罪條例》增訂財產來源不明罪時，都飽受侵犯人權的批評而差點未通過，因此，貿然將廉政公署制度移植來台灣，不僅無法複製香港的成功反貪經驗，還可能會水土不服，治絲益棼。
（作者為前監獄教誨人員，現任地方政府廉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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