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書瑄／旅德作家，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博士

搭乘S-Bahn經過柏林Tiergarten車站的乘客，必會看見正對車站的建築牆面上有幅模糊不清的壁畫，人們只能勉強辨識出一株枝椏伸展的樹木形狀。在不知情的人眼中，這幅有礙觀瞻的壁畫早該進行清除。只不過，留在這幅壁畫上的不僅是斑駁的顏料，還有柏林歷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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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世界樹－綠是生命》（Weltbaum – Grün ist Leben）是柏林第一幅非廣告性質的大型公共壁畫。在環境保護逐漸成為重要政治議題的1975年，藝術家Ben Wagin及其友人在和屋主取得共識之後，在建物的防火牆上製作了這幅帶有政治意義的壁畫：畫中分枝的樹木明顯正在扭曲尖叫，控訴著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一旁的消音器正是環境污染的範例之一；畫面上方，新的樹木得由貨輪運來，因為舊的樹已被消耗殆盡。Wargin的這幅壁畫顯然是成功的首創行動，此後，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選擇以街頭作為畫布，表達自身的理念或訴求。

《世界樹－綠是生命》（是柏林第一幅非廣告性質的大型公共壁畫。（維基共享）

然而，儘管作為柏林壁畫的起點，《世界樹》卻終究抵擋不了街頭創作每日必須面對的風吹雨淋。隨著歲月推移，壁畫逐漸剝落，讓人越來越看不清原有的面貌，到了牆面不得不進行整修的今天，這株記錄柏林歷史的世界樹勢必將隨之消逝。

塗繪柏林的表情

街頭創作可以是帶有胡鬧或挑釁意味的塗鴉文字，也可以是在牆面上耗費心力製作的複雜繪畫，而對柏林城市而言，街頭的公共壁畫具有更明確的定義。

類似於墨西哥藝術家里維拉（Diego Rivera）以壁畫描述國族歷史與革命行動的精神，柏林街頭的大型壁畫往往承載著當下的政治社會背景，或是城市過往的憂傷歷史。Wargin作品的出現引發了城市裡更多壁畫作品的誕生，其中許多甚至是藝術家與街坊間的合作：如由藝術家設計壁畫草圖，在獲得街區居民的贊同後，人們可能共同集資或由房產業者出資，支持壁畫製作的完成。

在柏林被長長的冰冷圍牆突兀分隔的時代，懷抱著革命情感的佔屋行動尤其成為街頭藝術的搖籃。塗鴉標語傾訴著人民的抗議與革命宣言，街頭壁畫象徵著在戰後斷垣殘壁間依舊堅毅綻放的創作活力。尤其，在佔屋行動如火如荼發生的柏林十字山區（Kreuzberg），許多藝術家更以街頭創作表達對這座自由基地的支持。繪於佔屋總部「KuKuCK」外牆的《德國範例》（Modell Deutschland）壁畫，雖在佔屋結束後便在屋主要求下抹除，但這兩幅偌大的壁畫曾一度是佔屋行動精神圖像的事實卻是無法改變的。十字山區直至今日仍四處可見塗鴉與壁畫的痕跡，無論是直接以文字圖像表達訴求，或是單純藉由破壞公物的行為本身表達抗議，街頭創作都成了柏林街區不可分割的表情。

另一方面，柏林的壁畫表情本身也愈發豐富，許多藝術家帶著製作嚴肅藝術的態度，在有天可能被抹去的牆面上，實驗起不同的畫作風格。較早的例子如1979年由藝術家Gert Neuhaus製作的《拉鏈》，這幅防火牆上的圖像玩弄著超現實主義式的構圖幻象，牆上的磚瓦彷彿真能如拉鏈般拉開，露出裡面的建築正面；甚至，畫著這些建築圖畫的石灰泥其實是覆蓋在真正的磚瓦之上，但由於視覺錯覺，畫出的建築部分看起來就像隱藏在磚瓦之後一般。

1979年由藝術家Gert Neuhaus製作的《拉鏈》。（作者提供）

兩德統一之後，柏林街頭創作不僅沒有遭到「清理」，反而愈發蓬勃茁壯。1990年，一段全長1316公尺的柏林圍牆遺跡正式命名為「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105位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受邀在圍牆上製作壁畫，這段從前的歷史見證如今成了全世界最長的畫布。

其中，法國藝術家Thierry Noir的參與別具意義。在柏林圍牆仍矗立期間，他和藝術家同伴在1984年便開始在圍牆上作畫，他的理由「因為這麼大的牆上需要畫作」看似單純，但在一切顯得未知的時期，卻如夾縫中求生存的鬥志般激發人心，更多人開始接續在圍牆上以塗鴉文字與圖畫傾吐心聲。如今，Noir再次於牆上作畫，但此時已不再被視為破壞公物的塗鴉行動，而是在和平社會中受認可的藝術展品。

「有些人當警察，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有些人破壞公物，是為了讓世界看起來更好。」

這句話出自塗鴉教父Banksy。

法國藝術家Thierry Noir參與，全長1316公尺的柏林圍牆遺跡「東邊畫廊」。（維基共享）

朝生夕死的命運

21世紀以後，「街頭藝術」（street art）一詞進入了大眾文化脈絡。所有的公共空間都可以變成藝術品，每片牆面都是一幅潛在的畫布。延續柏林公共壁畫的傳統，當代的壁畫創作如今不再於藝術界線外遊走。光是在十字山區，法國藝術家Victor Ash反思冷戰時期美蘇太空競爭的壁畫《太空人》（Astronaut Cosmonaut），義大利藝術家Blu令人戰慄的人類警訊《利維坦》（Leviathan）等等，都是的街頭藝術品，適時反映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

義大利藝術家Blu令人戰慄的人類警訊《利維坦》。（作者提供）

但是，街頭壁畫的藝術價值並不保證它的壽命。露天氣候、建物汰舊更新，以及人為破壞等等因素不僅註定了壁畫的短命，也使可能的修復工作更為複雜。在柏林街頭，除了Manuel Garcia Moia素人藝術風格的《尼加拉瓜》可算成功修復的案例外，大部份的壁畫無法抵擋宿命的來臨。

至於在《Cuvry塗鴉》（Cuvry-Graffiti）的例子中，甚至是在藝術家的同意下主動進行抹除。這組同樣為Blu所做的雙幅壁畫，指涉著東西德分裂時的一段歷史記憶，自2007年開始創作以來便成為柏林街頭藝術的代表圖像，反覆被複製在各種刊物與紀念品上。但在2014年底，這幅柏林最著名的壁畫卻被一夕抹黑。當年Blu的合作者之一出面說明，他們的決定除了因不願見到創作淪為房地產的炒作工具外，更是因為不願看到十字山區原有的反抗與自由精神逐漸消失，變為如今的藝術菁英化。畢竟，街頭藝術遲早會消逝的。

快速的更迭、不確定的未來，街頭藝術的特徵實際上正是當代文明社會的寫照。

柏林街頭藝術團隊Die Dixons同樣看見了這點。2017年四月，在Die Dixons的發想下，柏林主要購物大街Kurfürstendamm上出現了一項令人匪夷所思的藝術企劃：《The Haus: Berlin Art Bang》。

這項計劃是在一幢五層樓的廢棄建築裡，邀請165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進行駐站創作；但重要的是，所有的作品在兩個月的展出期間結束以後，將隨著建築物預定的拆除日期來臨，面臨全數銷毀的結局。而儘管明知自己的作品只能短暫存活，一百多位城市及街頭藝術家裡卻沒人擔憂這個問題。他們早已接受街頭藝術無法長存的限制，如今他們甚至不用擔心合法性與否的問題，可以全天候在這充滿末日廢墟意象的空間工作。其中，有人不在意心血白費，花上大量時間製作出精緻或浩大的作品；有人則來去無蹤，如澳洲藝術家Crisp便在某夜前來，黎明前便完成作品離去，從頭到尾維持塗鴉藝術的創作習慣。

參觀《The Haus》時是禁止拍照的，這稍縱即逝的過程只存在於當下的體驗。這棟前身為銀行機構的建築，原本應像柏林其他老舊建物上的壁畫一樣，無可避免地在拆除與改建過程中被人遺忘，但如今卻得已在生命結束之前，化身為觀者記憶中閃耀著繽紛色彩的藝術場域。這回，街頭藝術不再哀嘆自己的短命，而是正面迎擊，擁抱自身隨時更新的特性。

街頭壁畫不歇

2018年五月，同樣由《The Haus》的執行團隊策劃，柏林壁畫節慶（Berlin Mural Fest）悄然在柏林街頭展開。來自各地的街頭藝術家揮汗工作，在城市不同角落創作出新的壁畫。 而整場節慶的開幕式不是別的，正是名為「移植世界樹」的行動。

在如今已88歲的Ben Wargin和一群年輕街頭藝術家的合力下，Tiergarten車站外已褪色的《世界樹》成功複製到新址Lehrter Straße上。這回，壁畫鮮豔的色彩重新回到世人眼前，柏林人們共有的《世界樹》再度復甦。

一如《The Haus》瞬間消逝的傳奇，柏林壁畫藝術強調的不是藝術品永恆的神聖光環，而是此時此地所承載的時代精神；也如同在已被抹去的《Cuvry塗鴉》舊址，新的塗鴉又開始出現在原有的牆面上，柏林壁畫將不斷移植、創造與傳承，繼續形塑新的城市面貌。

《Cuvry塗鴉》指涉著東西德分裂時的一段歷史記憶。（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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