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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硯「說」法》促轉當然不是只有改名

改名不是必然的結果,但是藉由改名的討論也是一種讓全民都可以了解到轉型正義的一種方法。但是,有些深具意義的地點,改名仍有其重要性,例如,中正國防預備幹部學校,在軍隊國家化的要求下,不改名殊難想像。

胡博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稱促轉條例)在各方期待下通過,同時也化解了執政當局的信任危機。不過,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各界卻也產生很多疑問。首先,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全台都有的中正路,還有一堆以「中正」為名的學校應該如何處理名稱問題?要改名需要的費用顯然不少,因此有人以經濟因素來反對。不過,誠如同總統所言,將促轉簡化成正名是很可惜的。

事實上,依據《促轉條例》的規劃,促轉有四個目標,分別為:

一、開放政治檔案。

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

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四、處理不當黨產。

這些道路或是學校的改名只是其中的清除威權象徵,且該條例也僅是指出,這些威權遺址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

道路或是學校的改名只是為了清除威權象徵,且促轉條例也僅是指出,這些威權遺址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記者曾迺強攝)

換言之,改名只是其中的選擇,以德國為例,在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也沒有把所有機關道路的名字更改,我自己的母校柏林洪堡大學在當初被共產黨從國王的名字改成創辦人普魯士教育哲學家威廉洪堡以及他的兄弟-博物學家亞歷山大洪堡的名字後,就一直維持到現在,校名與威權無關又何必要更名。而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威權的象徵,在處理上勢必要有一個討論機制出來,至於要如何處理則有手段上的選擇。不改名只是一種阿Q的作法,事實上,改名不是必然的結果,但是藉由改名的討論也是一種讓全民都可以了解到轉型正義的方法。但是,有些深具意義的地點,改名仍有其重要性,例如,中正國防預備幹部學校,在軍隊國家化的要求下,不改名殊難想像。

不過,如果我們細究這個條例內容,就會發現當中還是有不足之處,例如,原住民轉型正義的問題遲遲未被入法,當然有論者認為原住民轉型正義和這個民主的浪潮似乎是在不同脈絡下,是否應在法律條文當中做規範是個問題。但是這樣一來,原住民轉型正義法制化的工作又要等到何時才能完成呢?而法條當中雖然成立了促轉委員會,不過該委員會很多前期工作都是在準備,甚至是完成後續法規修訂的工作,而被害者心心念念的真相在哪裡?是否能藉此來調查出現?這仍有疑問。

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有被害者存在,那加害者呢?如果不能對加害者有所追究,這樣的司法正義是否是全套?我相信,一如在電影《大審判家》中,德國關於納粹追訴的困境,也會出現在此。但我們的法條並沒有這樣的規定,那一步我們始終踏不出去。

國民黨此次尚要求要把日治時代也列入促轉之中,其實不無道理,只是除了政治考量外,國民黨真的了解到應該要處理的問題是什麼嗎?例如台籍日本兵的境遇長期不被關注,就是應該要被解決的問題。

不管如何,促轉在眾人引頸期待下總算準備要上路了,但這只是開始,絕非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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