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割喉女童案的網路輿論延燒下，之前曾經跳出來反對恐龍法官的「白玫瑰」又要發起凱道集結的活動。然而活動訴求，並不在於要求加強或改善被害人及家屬權益，或要求改變司法制度，活動的訴求是：死刑判了之後要立即執行，不該再提供給任何人有特赦、減刑、假釋可能的機會。國民黨團也開了一個有類似訴求的記者會，表示支持死刑立刻執行，企圖降低人民對執政黨的不滿。更有國民黨市議員在台北市議會質詢時，認為校園自治、校園民主無用，應該讓警察進駐校園，以保護學生安全。
其實，台灣從來就沒有廢除過死刑，只有短暫的停止執行幾年的時間，那幾年的治安也沒有比較差。從2010年立委吳育昇用死刑來轉移自己的醜聞之後，台灣就開始每年都在執行死刑，而且都是在國家發生重大的嚴重疏失或統治正當性出現危機時，國家就抓幾個死刑犯來執行，希望藉以重獲民心，有趣的是，不少人也買單，認為國家什麼事情都做不好也沒關係，人民權益都無法保障也沒關係，只要有執行死刑，就是好國家。這麼簡單的統治方式，國家其實也樂於接受。讓廢死跟支持死刑的人民互相去謾罵攻擊對方，讓社會之間人與人的信任關係不斷崩解，然後政府一點責任都沒有，也不需改善什麼，只要執行死刑就可以了。
台灣從來就沒有廢除過死刑，只有短暫的停止執行幾年的時間，那幾年的治安也沒有比較差。（圖為土城看守所，記者羅沛德攝）
這幾年透過網路科技的興起，促進了很多社會討論，但是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類似這樣極右派的言論，藉著社會事件的發生，打著恐懼及社會治安的大旗，不斷煽動激烈言論，甚至恐嚇要動用私刑等等。這樣的現象，令人感到台灣離民主國家其實越來越遙遠，人民的正義感被廉價的操弄著，被害者家屬一次次被抬出來消費，甚至支持廢死的被害者家屬還要面臨被羞辱的言論。
這只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民主轉型是多麼的虛幻跟脆弱，我們多麼習慣回歸威權統治或強人統治，多麼習慣要把更多的權力交給國家。
2015年的現在，台灣還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冤案也經常發生，司法制度上仍有許多傳統的威權遺毒須被改革。在美國，被判死刑的黑人比例遠遠高於白人，在台灣，則多數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族群。死刑判決很多時候其實是充滿主觀及偏見的。當我們試圖透過單一個案去要求改變或加強一個制度的時候，是否也應看到制度本身的現實及限制？
台灣是否需要死刑制度，是否可以停止執行，或是否需要什麼樣的替代措施，都可以也需要有更多討論。但如果每次有案件發生，只是換來更多的煽動仇恨言論、更多的嚴刑峻罰，甚至要剝奪讓表現良好的受刑人可能可以獲得減刑或假釋的所有法定基本權利，這種踩在被害者屍體跟鮮血上的口水正義，只是在把台灣帶向極右的奴役之路。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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