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五張，Ludhiana, Punjab （盧迪安納，旁遮普省）
潘美玲
上星期我參加了台北街頭接連兩場遊行，三月九日在「核電歸零」的號召下，據說全台高達20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到底總共有多少人參加，大概永遠沒有人知道。三月十日則是西藏抗暴日第54週年，也是〈西藏獨立宣言〉100週年，該遊行在台北街頭已經舉行數年，由在台藏人與台灣民間社團共同發起，是聲援西藏人權的年度活動，然而這個只有數百人的遊行規模，與前一天的活動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反核運動訴求的是預防全面性災難的發生，西藏抗暴遊行則是苦難的發聲，雖然規模差距極大，因為都是人性良知的展現，兩者同樣撼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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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數字：一個都不能少！
對流亡藏人而言，有關死亡的數字，紀錄著他們苦難的歷史。1956到1962年間，當中國解放軍進入藏區，進行「民主改革」和「平叛」的任務，其實就是一場戰爭，藏人死傷無數，但官方史料尚未解密，倖存者被迫噤聲，流亡者無力發聲，隨著時間的流逝，見證者凋零老逝，歷史真相的拼圖越形殘缺。120萬藏人受害，是流亡社區廣泛流傳，也被流亡政府官方所引用的數字，這個數字是根據1979年達蘭薩拉派往西藏的第一個訪問代表團的估算，以及在流亡社區訪談的結果。由於這個數字本身缺乏可靠的資料基礎，而被某些學者或政治人物將流亡社群的說法，指責為道聽途說、為達政治目的而刻意誇張的「扭曲事實」，將問題的焦點放在計較統計數字的精確性，從而模糊了戰爭屠殺的殘酷本質，進而成為掩蓋和否認曾經發生大屠殺事實的藉口。
然而，即使歷史真相被有意掩蓋，但存在事實的蛛絲馬跡，依然出現在不經意的角落，透過研究者分析思考的洞見中重見天日，美國學者Elliot Sperling根據中國1982年進行的人口普查資料中，指出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中，青藏高原的性別比例分配，非常一致而突出地為紅色的區域，呈現這個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女性人口數量一直高於男性的現象，Elliot Sperling指出，即使加上人口遷移和流亡，都不足以解釋如此系統性的結果，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就只能是戰爭的暴力鬥爭：「在大約1950年到1975年期間，西藏是否存在群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但是否是120萬？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回答。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是即便實際死亡數字或許會遠遠低於這個數字，但依然會相當驚人。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位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
獨立研究者李江琳近年來從事西藏近代歷史的研究寫作，從2004年開始，透過蒐集大西藏地區的地方志、檔案，中共方面公開的文獻、資料以及在印度、尼泊爾流亡社區的採訪，2012年底在台灣出版《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一書，在還原這場戰爭歷史的過程中，她統計出藏人這段期間在戰場上的死傷、被伏、及投降的不完全數據是：三十四萬七千餘人。雖然她的動機是要把西藏人民的苦難告訴世界，而對這段被有意掩蓋的歷史進行研究，當然她知道這個數字應該也只是歷史冰山的一角，但這個數字與120萬相差三、四倍，與流亡社區的集體認知有極大的差距，因而感到極大的困惑與不安。於是在2010年底請求訪談達賴喇嘛有關這段戰爭的歷史，當提到這個數字，李江琳在前言中寫道：「尊者的臉上現出深深的憂傷。一時間，尊者和我都沈默不語。片刻後，尊者握著我的手，對我說：『妳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嚴肅注視我，『妳要記住，妳做這項研究，不是出於你對我的支持，也不是出於你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因為妳要知道真相。找尋真相，這才應該是妳的動機。』
苦難的敘事：說與不說？
到底真實死亡數字是多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但在找尋精確的數字同時，更必須體認到統計數字所代表的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即使生命消失了，但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曾經或依然存在於親人或見證者的記憶當中，構成了存活者生命的一部份，透過他們的口中，讓這段歷史得以不因暴力和權力要求遺忘而空白。
納倉怒羅（Nag-tshang Nu-blo）生於1948年，出生不久即失去母親，在1957年中共入藏後不久，父親就戰死，和哥哥成為戰俘被關到地牢裡，之後被送到孤兒院，在孤兒院的孩子大多餓死中僥倖存活，後來兄弟被挑選送到中共體制內的學校接受教育。他擔任過員警、法院幹部，最後被提拔為曲麻萊縣副縣長，1993年在此官位上退休，現任青海省藏族研究會常務理事，致力於「對藏族民眾有益的事」。 2007年以安多方言在青海西寧自費出版個人回憶錄，不久之後被轉換成現代標準藏文在達蘭薩拉發行，造成轟動，2011年中文版問世：《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
《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
這本書雖然記錄的是作者個人童年的經歷，但特殊的是，這不是流亡者的證詞，而是一個中共藏區地方高官的自傳，由於童年刻骨銘心的苦難，日日夜夜地與倖存的兄長一遍遍地回憶，而得以保留幼年的鮮明記憶，為了不讓「這個民族或家庭將會因為忘失自己的歷史而消失地無影無蹤，把這些歷史事件寫成文字」，「說起那些苦難，總是叫人難抑悲傷；不說，又覺得是股壓在心頭上難以荷負的沈重和痛楚」。記得是在前往印度田野回程途中，在泰國機場轉機的漫長等待中讀完此書，在旅途中更覺歷史的流逝速度，至今仍能感受到閱讀該書時的痛感與震撼。
就是因為苦難的歷史有重量，苦難的敘事總是刺耳的，尤其對於善於製造幸福感受的統治權力技藝而言。書寫自己苦難的歷史更是困難，2013年的3月出版的《西藏苦難兩代人》一書的兩位人物，丹巴索巴和慈望頓珠也是用生命書寫其苦難的經歷。
《西藏苦難兩代人》
我以〈苦難的出口〉為該書的推薦序：
「...丹巴索巴拖著病體，被關押勞改20年，慈望頓珠因為身受重傷，由五位毫不相識的村民，伴他逃亡並悉心照料長達14個月。兩人承受屈辱苦難，命如風中殘燭，苟活比尋死更需要勇氣，丹巴索巴靠著堅定的信仰得以存活，慈望頓珠曾經不忍拖累同伴而絕食求死，願意活下來的理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向世人見證藏人在中共統治下的痛苦處境。
但是，訴說苦難也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人性好樂厭苦，每個人都有一堆苦水要吐，聽到別人訴苦總是不耐，訴苦者還會被質疑陷溺過去，無法自拔，對丹巴索巴而言，『感覺講述這段在敵人監獄裡度過的真實經歷的時候，往往會招致很多人的質疑與厭煩』。…『雖然至今記憶猶新，但很難表達出來；即使能夠表達，也很難如實地重現當時的經歷。因為，我已經失去了那樣的勇氣了。』
然而有意識地紀錄歷史，特別是苦難的歷史，是對抗壓迫暴力的一種鐵證，這些看似卑微瑣碎的經歷和講述，構成的是宏觀歷史的敘事，人才不會隨便地就消失，歷史也不會輕易地被遺忘。丹巴索巴除了個人的磨難，還詳細紀錄著過世獄友的名單與死因，這些亡者所受的苦難於是也被記憶，而2008年的抗議事件，以及被慈望頓珠所救而後傷重不治的僧人貢嘎，能夠突破中共的消息封鎖，得以公諸於世而不被遺忘。...」
對於人類苦難歷史真相的追尋，在於瞭解過去發生的事情，從而降低悲劇重演的可能性，也因此對於苦難的發聲，我們必須用心聆聽。
對於人類苦難歷史真相的追尋，在於瞭解過去發生的事情，從而降低悲劇重演的可能性，也因此對於苦難的發聲，我們必須用心聆聽。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六張，苦難的數字與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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