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瑜／台大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初夏的五月底六月初，台灣迎來AI晶片界Nvidia的CEO黃仁勳到訪，他所到之處，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引發全台媒體熱烈報導與民眾熱切討論，整個社交媒體幾乎都被黃仁勳新聞洗版，連外國媒體如路透社以「仁來瘋」來形容，而CNN也使用Nvidia Mania （輝達狂熱）的精準譬喻來形容黃仁勳這種「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鎂光燈聚焦狂潮。
而我關注的是，他在受訪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台語，也成為這一波「仁來瘋」的重要焦點。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大概是台灣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國際級的重要人物將台語帶上媒體檯面，忽然間台語聽起來顯得異常親切而重要。然而，如果黃仁勳從小並未移民到美國，只是在台灣受教育，並接受「國語政策」下的教育，那麼長大後的黃仁勳今天會如此有自信而歡喜地公開說台語嗎？
台灣人的2次「國語運動」
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來回顧一下「國語運動」的一些關鍵影響。台灣人經歷了兩次史上大規模的國語運動，分別在日治時期與國民黨來台後的殖民時期。如果以一九九二年算是台灣開始真正實行民主的時間點作為第二次國語運動的結束點，兩次國語運動加起來的時間接近一百年。這一百年，台灣寫下全人類經歷超級大型的兩次國語運動的獨一無二歷史紀錄。其他國家雖也曾有過兩次不同國家的外部殖民歷史，但他們並沒有經歷如此大規模而有計畫的國語運動。
「國語」是個近代概念，始於十九世紀的德國以「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概念，要透過國語統一國內的各種不同方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向德國學到這個概念，並帶回日本，之後再把這個概念帶到台灣。而中國國內由於語言甚多，清國末期的一些人士當時受到日本本國國內國語運動的影響，開始倡議要有國語。一九一一年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延續「國語」概念，推動國音的統一，並以北京語的發音為標準。然而，由於長年內亂外患不斷，因此國語在中國的推行基礎還沒穩固，中華民國就於國共內戰中失敗，流亡到台灣。
兩次的國語運動，都是殖民者試圖把「民族語言」的概念帶入殖民體制。兩次國語運動表面上都以「語言溝通」為檯面上的目標，實則最終的目標是透過語言將台灣人分別形塑為虛構出來的「大和民族／日本人」、「中華民族／中國人」。不同的是，日治時期的國語運動進程較為緩慢，分為安撫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皇民化時期，只有到皇民化時期才開始更嚴格執行，而本土語言都還存在家庭的範圍。但國民黨的國語運動卻從一開始就激烈而雷厲風行，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廢除報紙與雜誌的日文版，台灣人瞬間淪為（半）文盲，頓時失去吸收資訊的主要管道。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政府更是在台灣全面禁止使用日語、禁止日語唱片，台籍作家被剝奪創作能力，而有些人甚至被迫停止創作。
二二八事件後的失語困境
可以說，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面臨「失語」的歷史困境，這個「失語」不但是實質上的失去當時台灣人使用的日語，更是「失去發言權」的譬喻，從此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與後來的白色恐怖發生之後的長時間裡，變成「沉默的存在者」。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名譽教授在他所著之《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書中第四章提到：「一般人無法想像從日語的世界，突然在旦夕之間轉到北京話的世界，需承受多少心理上精神上的創傷、苦惱」。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施世界上單一政權的最長「戒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國語」成了國民黨控制台灣人思考的利器，對台灣人民做思想改造，除了從教育中全面灌輸「我們都是中國人」的概念，也要消滅本土語言。根據黃宣範教授的書中所示，教育廳於一九五六年下令全面禁止各種本土語言，校中設糾察隊，互相監視，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前後整個國語政策已「膨脹」成為「國語獨尊」，將其他本土語言視為有害民族思想，應該盡早根除，並必須將台灣打造成以國語為主的單語社會。
國民黨讓說台語充滿羞恥感
其中我認為最幽微但洗腦最厲害的方式除了說本土語言會受罰外，在電子媒體以國語播出的戲劇中，說台語的角色經常說幾句「幹」類的三字經後就迅速消失，或是該角色為「壞人」或是社會上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物。我相信這是種極為成功的污名化技巧，讓說台語的人自慚形穢，最終放棄了這個語言。有國外心理學文獻指出，羞恥感「住在」腦內的基底核，羞恥感如沒有妥善處理，其所造成的悲傷會造成當事人尋求其他方式解脫，甚至造成各種成癮與人格異常，有害的羞恥感還會一代傳一代，擺脫的最好方式是乾脆拋棄那個語言，向加害的語言靠攏。
台灣不少原本說本土語言的祖父母與父母寧願對孫子或小孩說「國語」的現象，反映了這種因語言自卑而放棄的狀態。另外，一直到現在，各行各業以台語為母語的領導者在公開場合，鮮少自信地以台語侃侃而談。可以預測的是，如果黃仁勳留在台灣，他現在的英語流利程度將被華語取代，而進入小學後，以他出生的年代，還是國語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那麼他一定經歷過種種說台語會被羞辱的情節，如被罰錢、體罰，罰站等，最糟的還可能掛個「我要說國語」、「我不說台語」的牌子。結局可想而知，在台灣長大的黃仁勳從此在靈魂深處烙印了「說台語是羞恥」的印記，從而他來台灣那幾天說台語時的那種歡喜與自信的神色，有很高的機率不會在台灣成長的黃仁勳身上出現了。
我們會說「二二八受難者」、「白色恐怖受難者」，但我們沒有名詞來指稱因為語言壓抑而受難的一整代與其後代們。其實語言打壓造成的傷害非常綿長而痛苦，從世界各國的心理學與語言社會學研究來檢視，這個傷害的程度非常巨大，更產生超越想像的集體悲傷。然而，幾代人「語言受難歷史」不應被社會大眾遺忘。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社會自由化以來，逐漸被社會大眾接受與理解的概念。轉型正義強調真相的調查，並強調精神補償與物質賠償，這個概念也應適用於語言，亦即語言轉型正義。
二○一八年通過的《台灣語言發展法》雖然踏出語言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提出台灣過去被傷害過的本土語言在法律、教育、與媒體的平等。但我們認為，台灣需要由政府帶頭將國民黨政府的國語政策造成的集體創傷做一個完整的彌補，以完善的多語政策落實這個法律的具體實踐，做到真正的語言轉型正義，為過去的錯誤做出善意的回應，讓這些被消失於公領域的語言可以重生與復活，透過這次黃仁勳說台語所引發的語言公共議題，將台灣曾經丟失的母語開始重新打造，因此民眾可以像黃仁勳一樣，在說台語時充滿喜悅與自信。
尤其是教育層次的面向，應該增加本土語言的授課時數與提出具體的母語復振政策，推向真正語言轉型正義概念所期待的語言平權教育，因為以自己的母語說話與受教育是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