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桃園殺母砍頭案，因第一、二審的有罪、無罪之兩極化，最高法院理所當然發回更審。而從發回理由中，對於法院於精神鑑定報告的看待，指責甚力，卻凸顯此等制度於司法實務的大問題。
根據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致造成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行為控制能力者，就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而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之判斷，因涉及精神醫學專業，法官勢必得尊重精神鑑定，但對於違法辨識能力與行為控制能力，卻涉及法律評價，就必須由法官綜合所有卷證為認定，致形成一種分工。只是法官畢竟非精神醫學的專家，針對精神障礙對於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的影響程度，仍會要求鑑定者表示意見，就可能使原本的分工體系出現變化。
更值關注的是，目前法院委請鑑定，以機關鑑定居多，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八條第一項，若為機關鑑定，並不以出庭言詞陳述為必要，致可僅提供書面的鑑定報告給法院。只是對於此等書面報告，必然充滿專業術語與意見，法官能否吸收，就是一大疑問。又若法官對於鑑定報告的書面無法理解，竟是再以函詢鑑定機關的方式，而不是傳喚實際鑑定者出庭來直接問清楚，致使所謂言詞審理原則，形同虛設。
更糟的是，目前於同一審級的精神鑑定，礙於現實面的種種因素，往往很難為複數鑑定，再加以實際鑑定者並未出庭，既無從藉由交互詰問來檢驗鑑定的精確性，更無相互比對與參考的其他意見。凡此疑難，也成為殺母砍頭案，遭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的最主要理由。
只是最高法院所指摘者，卻不僅是個案而是通案之現象，致必須為制度的根本改革。尤其在二○二三年元旦後，類如殺母砍頭案，必是由國民法官來審理，則在國民法官法採取起訴狀一本下，於正式審判前，國民法官無從接觸類如精神鑑定的書面報告，故對於機關鑑定，實際鑑定者就一定得出庭陳述與接受交互詰問，而不能再以書面為替代。甚至因精神鑑定具有高度的主觀性，為使國民法官能有相互對照的可能性，以及武器平等原則，也須考慮讓被告有自行委請鑑定的權利。
（作者是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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