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勳慶
二○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對台灣人民高儲蓄率大感不解，直言有如儲蓄王國。他曾用儒家理論去分析，受到影響的台灣和韓國，但台灣人民仍在儲蓄上居於領先。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日前在台灣演講，對於台灣人很愛存錢，他始終不知道原因。（法新社）
台灣人民長期下來有如成癮般的高儲蓄率，除了有助於推動政府和民間投資資金來源外，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所不知在於，我們的政府，相對於提供她經費的人民，是無能又偏差執政，導致人民經年累月在高度對未來不確定又無安全感下，只好用勒緊褲帶式的高儲蓄去自我救濟。
其實這只要從職業上的屬性，以及退休與在職的工作條件、福利，便可看出政府在大搞大小眼的種姓制度，而且在此一偏差政策下，還波及下一代在就學支出和籌措上的壓力大小不一。另一方面，政府鼓勵人民高儲蓄，有源起於國府撤退來台成了國際孤兒的動盪不安，用人民高儲蓄好讓政府有高額外匯準備，以及公營行庫有資金放貸給企業進行投資。可是最後卻扭曲成了今日財團高營收，享受政策優惠又低納稅和海外避稅，進而左右政府政策形成和立法方向。但人民，特別是勞工，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長期低薪又不調薪，連國外學者，包含美國前聯準會主席來台後得知都大感驚訝。加上勞動權利政府方面軟弱又落後歐美國家，人民與勞工，對政府和企業只是用過便扔的免洗筷，這不用儲蓄去自保後路，自求多福，又有何方法可用，除非是富二代。
適當且必要的儲蓄，是觀察一個國家是否安定、正常，特別是政府政策是否公平正義指標。但當全國人民，一代代都陷入高儲蓄，以此當成降低政府突襲和職場風險，又或者生活所需的安心丸，此種高儲蓄簡直是活人的庫錢，暴露出政府失能又無力解決剝削的既存現實，甚至連人民婚嫁和生育，都得用儲蓄去先做成前提和考量。此種人民用儲蓄去降低不安，卻又高度惶恐於未來，那不也是對政府施政的另一種投票。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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