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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社論》新型的對台「特許」?

2017-04-13 06:00
台灣的NGO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資料照)台灣的NGO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資料照)

台灣的NGO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在台灣海基會自去年五二○政黨輪替後即被「已讀不回」,兩岸兩會管道片面中斷後,這名人士居然能帶來李明哲的簽名家書,背後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新型政經特許模式的形成。

其實,對於中國這種數千年由皇權過渡到威權的專制國家,這種藉由給予特定人特許利益以實施壟斷性經營的方式,一向就是其偏好的統治工具,一點也不令人陌生。

二○○八年起的馬英九時代,八年間「讓利」之說喊得震天價響,當時稱兄道弟的國共雙方所建立的舊型政經特許制度,主要的手段在透過鞏固台灣執政黨在台灣的地位,以達成和平併吞台灣的終極目的。現在的新型模式,目的完全相同,但是手段改了,換成是顛覆台灣執政黨在台灣的地位。如此調整,顯然是為了要威逼「非我族類」者,應回歸到正途,否則,就等著看反對者壯大。

中國這種一廂情願,在這次的李明哲案中,充分展露無遺。事實上,自新政府上台後,原本負責台灣人在中國經商旅行權益的通報單位海基會,早就被中國關閉了門戶與窗口,基本上是一律相應不理。同時,中國「扶植」國民黨立委成立了另一個「服務中心」,來完全取代海基會的功能。

這十個多月來,凡海基會通報海協會的案件,海協會一律跳過海基會,直接透過這個「服務中心」把訊息回覆給台商或台客等當事人。情勢影響之下,除了在中國經商的大企業有能力自己找門路,不知有多少台商早就換走這條指定路線,去尋找排難解紛的捷徑了。

如此的代理人制度,透過李明哲案,讓人看到民主國家想像不到的中國國家暴力本質。因為,對岸透過這位人士將李明哲的親筆信當作「信物」交給家屬,同時對李明哲的太太提出:國台辦希望她不要到北京,就會有「正面轉折」的要求;還強調未來有進一步消息,會再經由這「服務中心」傳達。意思是,聽話照辦才有路走,有事別再找不相干的人。

李明哲的太太指控其為「兩岸掮客」的身分,這是在「低調救人」與「高調堅持」二者間做抉擇,事實上非常不容易。多數人可能會選擇:事成前,息事寧人,事成後,再予酬謝,比較「上道」的作法,通常對個人相對安全;但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如果我們的國民一再讓老共這樣的計謀得逞,對岸此後當然就會繼續予取予求下去。現在海基會人間蒸發算什麼,下一步就是去政府化:不接受其政治前提的當權者,遲早也要跟著人間蒸發。

在傳統的中國政經特許脈絡下,掮客性質的買辦,前有國民黨元老,現有國民黨立委,總是穿梭其間,尋找個人的利益。但是這次傳出中介者具有台灣前情報員的身分,並且曾遭對岸重囚多年,這可就更為茲事體大了。此等敏感背景者,在脫離險地後,竟能受到北京倚重,做起「服務兩岸人民」的獨門工作,道盡了兩岸之間果然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國伸向台灣的手,看來真是上天下地、無遠弗屆;其伸手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門、靈活權變。就此,我們的政府必須要有對策。

論語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是當代中國非常典型的寫照。除非萬不得已,沒有必要到這種國家去,非要去,也需要理解不可能以民主國家的標準,能夠跟這種部落時代的政權對得上話。「遠離中國」的國民共識,不僅僅是在行動上,這是消極的,而且受限於現實,多少會打折扣;因此,更是在信念上,這才是積極的。

中國想要在台灣對親中勢力、親中政權明幫暗助,那麼手上掌握一票的台灣公民,最有效的自保之道,就是至少要在每次行使選舉權時,否決任一標榜親中的勢力當道,防止親中政權有機會染指我們的生活選擇權。唯有我們不小看這樣的國民意志,人權低落的國家才會對台灣人放尊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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