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共和國》2016年回顧/當統戰遇到民主

張榮豐/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二○一一年北京一位朋友到我農村老家參訪,我那近八十歲的叔叔聽說有北京訪客,一早就很熱情的煮了一壺自己栽種、烘焙的茶招呼來客。

他用不流利的國語和來客閒聊,當他知悉來客有共產黨的背景時,就拿出我那因參加中共「台灣省工委」支部,而被國民黨槍斃的叔公遺書;也告訴來客他小時候就聽叔公及其同志們談論「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概念。雖有些語言障礙,但雙方相談甚歡。

國共為何抱在一起親嘴

最後他用台語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共產黨和國民黨會好到抱在一起親嘴?」我向來客翻譯兼說明,我叔叔的困惑是,他很難想像「進步」的共產黨,會和「墮落」的國民黨緊緊擁抱。來客先是一愣,接著哈哈大笑說:「『老區』人民的水平果然高!」

我叔叔這個樸素農民的困惑,正好點出中共這卅多年來對台統戰的盲點─拉攏台灣社會的一小撮,卻疏離了大多數。

「統一戰線」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另外兩個是「黨的建設」和「武裝鬥爭」),其主要精神就是「遠交近攻」、「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企圖將對手陣營像剝洋蔥般,一層一層的瓦解。

在一九八七年開放老兵探親前,「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隔絕了兩岸,這也使得中共對台統戰幾無用武之地。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過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國民黨元老派和外省權貴都認為李只是過渡性質;但九○年二月的「政變」流產後,李登輝的權力逐漸穩固。他們當然很不服氣,有人在總統府前的介壽公園,寫著:「國奴當道,亡國之兆」八個字,最能表達他們的心態。

隨著李登輝的民主改革、兩岸透過「海基」、「海協」談判的展開,以及雙方交流日趨熱絡,眼見大勢已去的國民黨元老,開始放棄蔣家「反共」的核心價值,轉向中國發展。甚至私下向北京「告御狀」,例如有一位和鄧小平頗有淵源的國民黨大老,曾寫信給鄧指控李登輝「搞台獨」,為李即將開展的兩岸關係打上第一個死結。

嚴格的說,這個階段向北京拋媚眼的國民黨元老,除少數是為解鄉愁外,更多的是因失去權位後的不甘。

由於中國的一黨專制、濃厚的人治色彩,以及不透明的市場、模糊的產權使其成為「尋租」者的天堂。

在這個尋租天堂裡,二○○五年來了一群在台灣因政黨輪替而失意的國民黨權貴。他們利用中南海對台情的陌生,將過去國民黨為鎮壓台籍人士、反對黨所炮製的「血滴子」─「台獨」,公開向北京「舉報」台灣執政當局。藉此索取政治與經濟利益,並達到排斥潛在競爭者、壟斷兩岸交流「紅利」的目的,所以這是最早出現在兩岸的政治版「黃安」。

二○○八年國民黨再度執政,馬英九拿著蘇起「瞎掰」的「九二共識」,向北京輸誠,為國、共權貴密室分贓創造了有利條件,讓幾大國民黨家族壟斷了兩岸交流的「紅利」。其上焉者透過金融、證券、保險等執照,取得龐大的經濟租,其次代理各種物資的對台進、出口特許或採購權,下焉者則利用官職為親友謀利,所以有「國安會賣果汁機,海基會賣海產」之譏。

其中最無格調的,當屬將國家為因應兩岸特殊情況而設置的海基會,當作國民黨的競選組織,每逢選舉就赴大陸動員台商。其主事者甚至修改組織章程「自肥」,將自己職位由「無給職」改為「得有給職」,且自行簽核年薪高過五院院長。更無品的是還將其當作個人旅行社,誓言要在任內玩遍中國各省名勝。

這些失意政客到北京後,比中共高層更鄙視台灣;指謫起台灣也比北京當局更「義憤填膺」。他們在「台辦」面前,常以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用「寧左勿右」的語言、「咬牙切齒」的態度,和「台獨」大義滅親、劃清界線。談到「祖國統一」進展的遲緩,就表現出「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的悲切。

回到台灣,這些失意政客會用「為兩岸和平奔走」、「為台灣產業尋找出路」、「走春訪舊」等等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行。

但眼睛雪亮的台灣人民並未健忘,因為三、四十年前這些人就是以同樣的嘴臉,但堅決反共的立場來服侍國民黨主子,而獲得高官厚祿。

台灣人民也不傻,深知這些人的動機,不出:貪、色、嗔、癡─有為子女在中國的生意謀、有為自己的出路謀、有為女色出賣情報,有自認在台懷才不遇、轉向中國尋找政治第二春…。

當北京當局將這些失意政客的「輸誠」,視為對台統戰最大的突破與成就時,殊不知「拉攏一小撮」,卻疏遠了台灣大多數人民,更為兩岸的健康交流打上更多的死結。

拉攏一小撮疏遠大多數

在台灣接受國民黨反共教育的一代,看到昔日教導他們反共、誓死消滅「萬惡共匪」的國民黨高官─有些甚至是殺害台灣左翼人士、共產黨員的凶手,在台享盡榮華富貴後,如今拜統戰之賜,搖身一變成為中南海的座上賓時,勢必產生「國、共一丘之貉」的印象。怪不得我叔叔要納悶「為何現在共產黨要緊抱國民黨?」

當那些曾在台灣「教忠教孝」的國民黨權貴,拖著老邁身軀攜子帶女,在「博鰲」、「國共」、「紫金山」等中共統戰論壇、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紫光閣等,「晉謁」江澤民、胡錦濤或習近平的畫面傳回台灣時,稍有格調的知識份子,腦海中一定會浮起顧炎武談「廉恥」文中:「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

而當台灣年輕的一代,在面對馬政府施政無能,所造成的房價狂飆、實質薪資倒退、企業放無薪假、失業等等威脅之際,另一方面卻看到國、共權貴密室分贓,「鮭魚返鄉」的台商發TDR在台吸金炒房、買媒體為北京發聲等中共統戰所造成的兩岸交流亂象時,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總之,近卅年的兩岸交流,北京在台樹立的統戰典型,在台灣人的心目中,是負面多於正面。這些統戰樣板,有:為壟斷兩岸交流紅利而背棄核心價值的國民黨權貴、見利忘義的失意政客、敗德無恥的跳樑小丑、還有藉「祖國統一」或「舉報台獨」損人利己的混混,例如:恐嚇學生的黑道大哥、欺負小女生的無恥藝人等等。

這些人的形象、行徑猶如一九四五年之前在中國日軍佔領區的「維持會」會長,或傀儡政權的「二鬼子」。

但淪陷區內的中國人,對「維持會長」或「二鬼子」大多敢怒不敢言;只有少數有骨氣的中國人用游擊戰甚或更激烈的手段─暗殺,給予打擊。

幸運的是中共並未統治台灣,而且台灣人民擁有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更有一項有力的武器─選票。

二○一三年六月開始的反服貿,以及進一步演變成的「太陽花」學運,是台灣人民對中共統戰反擊的第一階段。接著二○一四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選舉,猶如台灣版的「徐蚌會戰」,人民用選票擊潰了幾個過去在兩岸吃香喝辣、最具代表性的國民黨權貴家族。最後,二○一六年的大選一舉完成總統與國會的政黨輪替,在政治上殲滅了中共對台統戰典型大部分的影響力。

當統戰遇到民主,證明了一個真理:小伎倆是無法收買民心的!

(二○一六.二.一五 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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