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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林濁水觀點》代議體制內進退失據的運動家 (四)法國余洛部長和台灣北農吳總

運動家和代議精英間,在民主國家之中,是永恆的既合作又緊張的關係,其間份際的拿揑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吳音寧現象很奇特,但是也意外地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這個結構性矛盾的存在。這矛盾並不是台灣的獨特現象,往往是普遍現象。

林濁水

法國生態部長余洛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一個在西半球的歐洲,一個在地球背面的台灣,把兩個人扯在一起,是因為兩個人都是在體制內進退失據的社會運動家,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兩人在國內都是社運界知名人士;一個在電視環保節目深受大眾歡迎;一個是小眾文藝界和農運界知名人士;兩人同樣社運優則仕地進入公家機關;一個貴為部長,號稱法國政府二號人物,一個進入台灣最大的果菜批發市場當總經理。同時兩人又一樣和他們身處其中的代議體制格格不入,一個剛剛宣布辭職,一個繼續在台北與市政府和議會纏鬥,纒鬥過程中離奇的故事都層出不窮。

社會運動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而體制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發展,兩者不可或缺,但是,一旦運動家進入體制後,法國和台灣,故事和故事,離奇對離奇,兩兩相照,舖陳出的是兩者互相依賴合作又必然互相矛盾衝突的關係,更突顯出了進入體制的運動家在運動價值和體制價值間份際拿揑的困窘。

余洛社運優則仕地進入公家機關任職法國生態部長,號稱法國政府二號人物,最近剛剛宣布辭職。(REUTERS)

吳音寧大反擊

吳音寧在被當成政治提款機半年後,現在大動作出手,又是臉書放話又透過市議員反撃市長。只是過去把吳當提款機的是國民黨議員,現在吳反擊的對象卻是市長,故事實在離奇。

市議員質詢重點是吳音寧被當成提款機關鍵:金額150億的第一市場改建案,吳音寧提了另一個可以減少11億的替代方案擋了人財路。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出擊。首先,一定是膽大非常的人才會對一個用錢在台灣縣市長中數一數二斤斤計較的柯文哲,質疑他為了掩護一個為人打開財路的案子過關,而不擇手段打擊吳音寧。其次,指控方說,吳的方案少11億,計算的基準是少了建坪,而不是說每建坪少了多少被浮報的單價。這很怪,既然單價一樣,那麼減掉的11億中如果有財路,另外單價不變的140億中,財路豈不是更大了不知道多少倍?這樣的指控,在數學上很大膽。還有,吳的方案,並不只是建坪少了,還在建築主體和設備上大有更動,那為什麼這樣巨大的改變硬是不會影響到單價的變動,以致於可以依建坪落差估算預算就是差11億?

從數學看,還是很古怪,很大膽。

過去把吳當提款機的是國民黨議員,現在吳反擊的對象卻是市長。(本報資料照)

CEO的專業條件問題,吳音寧符合了嗎?

柯案被提出道德上的質疑,吳案則被提出知識上的質疑,柯文哲強調市府團隊人才濟濟,水準不錯,怎麼會輸給你吳音寧一個人?語氣非常嚴厲,市政府更進一步比較說,一個150億的大案,市政府用了1,747萬委託顧問公司由幾位建築師花兩年整合各方面需求完成,還經過都審會嚴苛的審查才修正通過計劃,相對吳音寧靠城鄕基金會一位研究生,在不和相關方面溝通之下,怎麼會短短幾個月就完成了一個很不一様的大案。言下之意是吳藝不高,膽卻很大。

質疑吳音寧的知識,從整個事件發展的脈絡上看,市政府很有優勢,因為除了最近市政府提出的像委託經費、時間、雙方人力差異外,吳音寧過去還發生幾次包括對農産品認識、經銷、財務上基本知識出錯的弱點,社會印象深刻,所以市政府說她是不合格的CEO,提出的改建案必然知識含量大大不足的指控就容易說服人。

但是撇開民眾觀感,純從事實面看,市政府這樣的質疑,風險和吳音寧方面對柯道德上的質疑同樣大。因為CEO有技術性的專業固然很好,但是一個人是不是好CEO,要看她對董事會賦予他承擔的任務有沒有能力去完成。這一點,且以韓國瑜當例子。在韓國瑜接總經理前,對農産品的外行的程度比吳音寧還嚴重得太多了,但是韓國瑜接手後,很快的讓年年嚴重虧損的北農轉虧為盈,他做到了歷任對果菜大行家的幾位總經理都做不到的事。由此可見,如果計較吳搞不懂什麼是芭蕉什麼是香蕉所以是不適任的實習生,就是企業管理知識上的大外行的見解。 然而,韓國瑜在他任內公司盈餘雖然不錯,北農的批發價卻大幅提高了,菜年平均單價從20.0元跳到27.98元,台北市民抱怨連連,由於北農設立的目的在維護消費者和農民利益而不在賺錢,於是和一直被認為操縱菜價的農會系統關係密切的韓國瑜就被抓到議會備詢,最後在市政府和農委會合作之下總經理換上了吳音寧。

在有了韓國瑜的例子後,評價吳音寧適任與否的標準就應該是她的改革績效而不是她的農産專業,甚至不是她的營利的績效。

質疑吳音寧的知識,從整個事件發展的脈絡上看,市政府很有優勢,因為除了最近市政府提出的像委託經費、時間、雙方人力差異外,吳音寧過去還發生幾次包括對農産品認識、經銷、財務上基本知識出錯的弱點,社會印象深刻。(本報資料照)

北農衝突由藍VS·綠轉移到吳VS·柯的玄機

既然吳音寧是在尖銳的政治角力之後坐上了總經理的位,被以政治還政治對付是必然的。所以她認為可以不理會她厭惡的政治而坐在北農的位置上,真是一廂情願得不可思議,發展下來,就只好靠總統和府秘書長力挺才能撑在總經理的位置上,只是保住了她總經理的位置,卻不可能讓政治攻擊不會如影隨行。

一旦被政治反撲,依她上任的原初目的,她辯護的重點便應該是改革的成績或至少改革藍圖和前瞻,不料在陳吉仲和吳的表哥引導之下,辯護方向卻擺在營運業績上,於是,在營利業績並不傑出,而弊端改革績效也沒有足夠說服力的闡述,吳便一路挨打。很快的,原先和農委會合作反農會系統的柯文哲改變初始看法,不再認為韓國瑜有太大問題,便採取旁觀態度,偶爾批評一下藍綠惡鬥,等到吳音寧不肯備詢,國民黨議員質詢箭頭轉向市長,他才開始火大。

雖然吳帶著使命感上台的初衷是改革被農會系統把持的果菜批發市場,然而,隨著市政府加緊第一市場改建節奏,吳和市府緊張也關係迅速升高,才有人警覺到吳的改革軸心早已經從市場營運弊端轉移到市場的改建上面,因此緊張關係已就從藍綠之間轉換到吳和市政府之間,而站在一旁觀虎鬥就變成了國民黨。

這時又湊巧民進黨為台北市長提名和柯文哲翻臉,而不屑政治、不理政治的吳偏偏在這敏感時機透過議員向柯質詢開炮,於是雙方對立激化得難分難解。

吳音寧真的「懂什麼嗎」?矛盾在條件限制下的價值選擇困境而不在知識落差

市政府質疑吳音寧方案的知識含量,吳也在知識戰場回擊,她回應,她的案是很有信譽的城鄕基金會規劃的,但是質疑的另一方問,那麼是那一位信譽卓著的建築師的傑作?吳又說新案反應了新需求,而市政府的案是舊案反應了舊需求,那又為什麼麽新需求一定得取代舊需求?因為新需求就是進步的需求,舊需求是落伍的需求?雙方於是又進入了對對方方案的知識含量的質疑。

市政府在知識上出手,容易獲得社會呼應,因為過去吳音寧不只一次地曝露了她在農産、銷售、財務上相當不專業,再加上現在北農成員在工程專業能力遠不如市府的弱點。然而,這樣就要斷定她提出的方案的知識含量有問題卻仍然是很危險的。

雙方矛盾的根源實在不在於知識的落差。因為市政府的大量投入,包括到日本取經和各有關方面溝通而規劃出來的方案和在過程中累積到的各種資訊、先進知識、各方需求,以及都審會中許多嚴苛批評,在在都可以讓吳當做規劃依據,讓吳有了可以站在市政府知識肩膀上的優勢,再加上吳本身的認真,北農公司豐富的實際市場經驗等等條件湊在一起,只要找到有才華的建築師,縱使只有一位,提出比市政府的幾位建築師規劃的更符合北農需要的理想方案,並不是不可能。

只是吳的方案,如果愈符合北農理想,恐怕便註定愈會被市政府拒絕;相對的,市政府愈滿意的案也註定讓吳音寧愈不滿意。見解矛盾的關鍵不在於誰比較新、比較進步、比較有知識、比較有學問,而在於改建案受到基地土地太小的嚴峻限制,根本不可能規劃出同時滿足第一市場果菜批發商、漁産批發商、北農市場管理和當地住民居住交通需求的方案。於是這個案子便遇到了堅持理念的基進運動家吳音寧和做為全體市民各方面利益整合者和保護者的市政府間無法閃避的尖銳矛盾。

市政府解決矛盾的途徑之一是要求吳音寧要主動和利益相關方或衝突的方溝通,然後循體制途徑走程序提建議,然而,這看來不是抗爭性強烈的運動家習慣認同的途徑。這些途徑她幾乎都跳過去。

一般負責任,有榮譽感的建築師,一旦完成了接受的委託案,為了讓自己的傑出計劃實現成為傑作,必會由主辦人帶著,積極向各相關決策機關努力推銷說明,也因此代議體制的一方的市政府要求吳音寧的案要「走程序」和各方面溝通,符合必要常規,不幸這樣的要求卻似乎被她認為是刁難,礙難照辦;另一方面,吳一再拒絕走常規程序溝通,拒絕邀請公會等代表入北農小組,正是基進運動家從單一價值絕對主義出發,以及在抗爭中養成的對代議體制強烈不信任進而蔑視後,不願理想被東折衷西妥協的行為常軌,只是不幸的,似乎這樣就被認為因為規劃的建築師資格見不得人的表現。結局是雙方高度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各是其是,各非彼非,矛盾不斷。

陳吉仲跟吳音寧一樣喜歡不循體制,在體制外放話

麻煩的是吳音寧這個形同在體制外抗爭的作法,農委會副主委還蠻是呼應的,陳吉仲甚至自已也放棄體制內途徑而採取體制外放話的作法。陳吉仲強烈質疑市政府的規劃,他認為案子和農委會、北市府都有關,承銷人、供應人以及運銷體系從業人員等相關團體又很多,大家都應該坐下來談,從地點的選擇、空間規劃、內部冷鏈體系規劃等,都要完整規劃研擬,否則國內農業產銷將喪失進步的絕佳機會。他說很願意找大家來討論更完整的新方案。

陳吉仲「完整冷鏈系統等的完整規劃」這段話應該就是吳音寧認為台北市知識太舊不進步的根源。她接在陳吉仲放話後也在自己臉書上po了同樣的意見。

吳音寧形同在體制外抗爭的作法,農委會副主委還蠻是呼應的,陳吉仲甚至自已也放棄體制內途徑而採取體制外放話的作法。(本報資料照)

台北市政府在冷鏈設備上規劃不足,是知識不夠進步,所以必須吳音寧到日本考察後再放話指導嗎?如果吳對市政府這樣質疑就不免怪了,因為台灣民間擁有完整冷鏈系統技術發展的經驗已經30年了,公辦民營市場雖然沒有跟上,但是這技術,台灣已經成熟到可以外銷東南亞、中國了,市政府官員到底不致於顢頇到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而需要吳音寧po文放話提醒。不管三七廿一地把自已設定在知識上先進的高位,固然是基進社運人士中常見的習慣,但是依這習慣說市政府知識上有問題是很大膽的,而這種大膽往往也就是紛爭的來源。

第一市場果菜批發地域涵蓋了大台北,不只是台北一個市,由於批發量太大,改建最大的難題是市場基地太小,這難題不解決,陳吉仲再有什麼好計劃希望北市配合也都是枉然。

假使陳吉仲有什麼建立冷鏈系統的大構想,希望台北市配合,做為中央主管,從體制運作角度出發,陳吉仲基於權責,豈不是早該在台北市和吳音寧緊鑼密鼓進行改建規劃前就趕快行使職權叫停並著手主導「地點的選擇、空間規劃、內部冷鏈體系規劃等」的「完整規劃」然後叫台北市配合?怎麼會在台北市和吳音寧都認真跑了兩年,又爭吵了好一段時間才像一個民間顧問,客氣地放話希望「願意」找大家談?好像只肯在被動條件下才會介入處理。更何況,在民間冷鏈物流技術這麼成熟時,公辦私營的市場沒有跟進,豈非事出必有因,並不只是第一市場基地限制一直沒有妥善改建而已,這原因陳吉仲淸楚了?找到藥方了?如果找到什麼時候解決?能說服台北市民和柯文哲好好地等待不要急著改建?

現在兩個佔在體制內的農運人士,一個在中央由上而下,一個在萬華由下而上,以市政府為運動抗爭對象似的進行體制外的放話,放話而不足,乾脆由議員質詢市長,真是奇怪也哉。

第一市場果菜批發地域涵蓋了大台北,不只是台北一個市,由於批發量太大,改建最大的難題是市場基地太小,這難題不解決,陳吉仲再有什麼好計劃希望北市配合也都是枉然。(本報資料照)

社運份子一旦「放水」教訓很嚴重

吳音寧怪的並不是市政府完全不採納她的意見,事實上,市政府巳經採納了不少她提議的意見而修改了規劃案,但畢竟做不到完全接受許多吳音寧認為最重要的部分。吳為什麼非要市政府形同全盤接受自己的意見不可?這一點市政府沒辦法了解,但原因在社運界和聲援社運的一些進步學者中,是隨手可得的常識。

2000年之後,一些工運人士被延攬進入中央政府,在民進黨執政的8年中不只完成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保險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等的立法,也修改了《團體協約法》,並規劃了國民黨上台後據以完成的像《勞保年金法案》、《工會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等的修法計劃。所以這8年被說是台灣勞動立法的黃金時代,但是由於在此之外,政府並沒有在所有的爭議上都採取勞方意見,於是在社運界就被痛批放水,喪失立場,本系列中引述的吳介民、李丁讚文章兩篇文章中就有很典型的一些批評。這些批評不只造成當事人的傷害,更使他們原來所屬的社運團體的發展受到挫折。從此,政策的妥協在社運界就是一個令圈子內戰戰兢兢的事。因此,如今吳音寧態度的強硬,有其堅實的脈絡可尋。

就代議體制而言,政策的選擇是多元價值的選擇,有折衷的必要;但是就社運基教份子來說,政策的選擇就是單一價值的堅持,更是道德的抉擇沒有妥協的空間。這一點林義雄堅持國會減半的例子很足以說明。

在日本福島事件後,反核四一時成為社會主流立場,但是在此之前,社會主流支持核四建廠,2000年陳水扁政府宣布核四停建,佔國會多數的國民黨團在立法院提案罷免總統,最後,在行政院長和立法院長協商核四復建,罷免案撤回。這結局林義雄非常憤怒,認為國會必須加以教訓,堅持各黨必須進行國會減半修憲,陳水扁緊張之餘建議減為150席就好,林義雄憤怒地堅決反對妥協。由於林義雄認定減半是道德問題,反對減半的必然不道德,但是眾多參加修憲公聽會的法政學者又幾近淸一色反對減半,林義雄就親自撰文投書報紙痛斥這些學者全部是「聰明的騙子」,等到修憲通過他又撰文慶祝,強調「人民」終於使「立法委員都屈服了」,整個過程中充斥社運人士對無論是政治或學術建制菁英道德的懷疑和對代議制度的不屑之情,從他的非常特殊的遣詞用字中充分流露,發揮得淋漓盡致。

不少社運份子對體制會形成這樣的尖銳的態度,自有其根源。那就是社會上弱勢者痛苦的來源往往來自建制精英的政策,當運動家和弱勢者一起辛苦抗爭時,建制精英的打壓又往往不手軟,有時這樣的抗爭還要弱勢者持續一輩子,在這樣的長年累月和建制精英對抗的過程中,社運界形成了總體性的對體制和建制精英高度的不信任,甚至是對他們道德的高度質疑。這樣,對建制精英的任何妥協就成了令運動家提心弔膽不敢輕易冒犯的道德危機。

脈絡如此,因此吳目前的自我定位,與其說是市府出資,提供場地設置的公司的經理人,不如說更是以市政府、董事會為抗爭對象的社會運動家。也因此認為她貪圖高薪和權位,見解未免平庸浮面了。

吳目前的自我定位,與其說是市府出資,提供場地設置的公司的經理人,不如說更是以市政府、董事會為抗爭對象的社會運動家。(本報資料照)

吳音寧說「我很想解決現在的農業產銷問題,更想幫助農民找到最大的利益」。似乎陳吉仲和吳音寧都把北農當成實踐這一個使命的樞鈕。不管北農是不是真的可能承擔這樣偉大使命的樞鈕角色;只要有永不妥協的運動家非要北農承擔這個樞鈕角色時,難以收場的戲劇性展開就是必然的了。

目前,情勢有了一個意外的變化,那就是過去挺吳音寧的議員全力挺她不到議會備詢的立場,現在挺吳的議員和發砲的議員在和市政府一番交手之後突然口出驚人,強調吳非到議會備詢不可了。這應該就是就受不了吳音寧事件中社運家和體制矛盾造成的困擾的清楚反應。挺吳議員這轉變會進一步擴大嗎?會帶來爭議的另一個轉折嗎?看來都還言之過早。

無論是柯文哲或挺吳的一方現在看來,都沒有從社運團體的生態、經驗、價值觀出去了解到吳音寧現象的深沈的、結構性的根源所在。

無論如何,運動家和代議精英間,在民主國家之中,是永恆的既合作又緊張的關係,其間份際的拿揑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吳音寧現象很奇特,但是也意外地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這個結構性矛盾的存在。這矛盾並不是台灣的獨特現象,往往是普遍現象,法國的余洛部長的故事就是同樣結構上另一個風貌的呈現。

接下來,將進一步從比較兩個故事,試著建議一個解決的可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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