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新聞工作者
王郁琦訪問中國在輿論上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正面評價。但附載在王郁琦中國行裡的一項正面價值，似乎還沒有被注意到。也就是王郁琦這一趟中國行，背後其實以陸委會為核心的兩岸事務文官集團的一次奮力出擊，試圖重新奪回兩岸政策的話語及決策權力。而反擊的對象是被歸結為「跨海峽政商集團」的各色各樣體制外平台。
中國操作體制外平台，可以追溯到二○○五年連戰訪問中國後成立的國共論壇。依靠國民黨在台灣立法院的多數地位以及共產黨對民進黨政府的抵制，「國共論壇」一開始就把自己定位為「太上兩岸決策平台」。集體之外還有個人，連戰、宋楚瑜、吳伯雄各據一方，二○一二年之後，退而不休的蕭萬長成了新貴。
但這些平台不會只牽制民進黨政府，○八年政黨再輪替之後，馬英九政府同樣受到這些體制外平台的牽制。中國利用「連胡」、「連習」、「吳胡」等等會面，從「一中原則」到「一中框架」步步進逼；台灣方面只能不斷的用各式各樣的「十六字訣」釋放著語意曖昧的政治語言以為應對，有時還因為「有沒有授權」而彼此放話暗鬥不休。
可以說馬英九政府執政六年來，兩岸政策的話語權盡數落入體制外平台之手，也觸動了公民社會對「跨海峽政商集團」的高度警覺。
以往不管哪一個非體制平台，首腦訪問中國的目標只有兩種人：台商團體和中國高官。但王郁琦此行，這兩種群體幾乎被完全排除；不過王郁琦從出發開始，的確有意和包括海基會在內的體制外平台的作風做出區隔。例如將全程定性為「官式工作訪問」，只和對口部門舉行工作會談，不進行例如拜會中國政協主席，或者與江蘇省長或上海市長應酬社交。
站在博愛廣場上，王郁琦對好奇聚攏過來的中國民眾談中華民國存在迄今一百零三年；在南京大學的講堂裡，王郁琦談「民主體制是我們引以為傲的生活方式」。
王郁琦博愛廣場的講話，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反映了官僚集團的特色，也就是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兩岸關係的本質，過去是政黨內戰；長遠之後的未來沒人知道。但現在及以後可見的一段時間裡，不管「特殊」與否，就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與國關係」。
官僚集團沒有利益牽扯和人情考量，因而不需要創造模糊曖昧的「十六字訣」，而是更傾向突出兩岸的現實面。雖然在馬英九政府的基本政綱下，不可能推回「特殊國與國關係」，但至少也要在「一中各表」的框架裡，往「各表」這一頭滑到極致。王郁琦對「中華民國」的宣示，可以解讀為在文官集團的主導下的兩岸關係論述，首次進入現實主義的價值體系下，而這也才是文官集團習慣的視角。
王郁琦的中國行，當然不會只是單純的要為文官群取回主導權，相信更多是實踐馬英九的政治盤算。但就算只是「附帶」實現的價值，既然王郁琦開了頭，公眾就有理由要求朝野政黨在這條戰線上繼續推進，把兩岸政策的決策機制拉回體制內。否則，如果從高層的政治話語到實務的政策落實都繞開行政機關，立法院監督制度再完善，也沒有實質作用。
即使這樣的努力早該開始，但筆者並不看好馬英九能竟其全功。一則這些體制外平台本身就是馬英九的重要支持者。二則馬英九「有意義的任期」恐怕只剩一年多一點，此時發動已經太晚。況且以馬英九現在的聲望和號召力，也不足以支持他在兩岸決策機制上大幅度調整、轉軌。
過去六年，台灣政府的兩岸事務機關承受著體制外的平台的龐大壓力，如同一株幾乎彎到地上的竹子。但沒想到正當公眾擔心、懷疑它是不是會就此折斷時，卻驚喜的發現，它竟然「啪」的一聲彈了回來。
然而過去六年積重難返，再加上中國不可能主動放棄能夠牽制台灣的體制外平台。因此重建國家機器，將是一場長時間、跨越二○一六選舉，乃至於很可能必須依賴政黨輪替的艱鉅工程。
當然，重要的前提是：民進黨內不要有派系領袖「肖想」再搞綠色的體制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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