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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和國》洪財隆/尋找李前總統的經濟學家印記(中)──馬克斯先生和舒茲教授

李前總統中多次提到,他的農工兩部門理論,深受馬克斯和美國經濟學者舒茲影響。圖為李登輝學校「農業政策;李登輝農本主義與台灣的未來」座談會。(資料照)李前總統中多次提到,他的農工兩部門理論,深受馬克斯和美國經濟學者舒茲影響。圖為李登輝學校「農業政策;李登輝農本主義與台灣的未來」座談會。(資料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一九六八年,李前總統取得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部門之間資本的流通:一八九五~ 一九六○」,不僅榮獲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更在國際經濟發展學界備受肯定。

李前總統在其訪談錄中多次提到,他的農工兩部門(two~sector)理論,深受馬克斯(Karl Marx,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和美國經濟學者舒茲(T. W. Schultz, 一九○二~一九九八)啟發。有趣的是,這兩位大師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光譜,一個剛好是左派理論和異端經濟學的開宗祖師,極其重視社會平等,另一個則位居主流或正統經濟學,更是晚近「芝加哥學派」的大將,闡釋市場機制和經濟效率不遺餘力。

一九四三年九月,李登輝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系就讀,開始接觸到《資本論》,而且非常熱衷馬克斯經濟學。馬克斯是個意識形態的天才,資本主義最犀利的批判者,據說除了釋迦牟尼、耶穌和穆罕默德之外,人類有史以來被召喚和呼求最殷切的人,非馬克斯莫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三大思潮澎湃洶湧的年代,熱血知識份子紛紛找其思想歸宿,青年李登輝也不例外。

馬克斯是「兩部門經濟成長理論」的先驅

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斯,在「單純再生產」和「複雜再生產」等概念裡,把生產體系區分成消費財和資本財這兩大部門。尤其是「複雜再生產」因考慮到資本累積(儲蓄)對生產的作用,所以可視為一種成長理論。李前總統曾說,他對這套理論不知道已讀過幾十遍、幾百遍,非常之熟。

雖然這些講法同馬克斯其他理論一樣,原意都指向何以資本主義最後必然自我毀滅,卻意外地成為近代「兩部門經濟成長理論」的先驅,足足領先主流經濟學界超過半世紀。

根據李前總統的口述資料,他後來對馬克斯主義主要有兩個反思。一個是價值層次。李前總統堅決相信「人必須有自由才有價值」,然而至少現世的共產主義政權,卻早已忘了此一價值底線。另外則是技術層次。「之後我又重新接觸馬克斯,發現他只有在說一些理論、只停留在定義式階段」,亦即只有提問,沒有清楚的解答。

相當看重行動、甚至會把practice(實踐)這句英語掛在嘴邊的李前總統(聽自丁文郁先生),後來到美國鑽研當時最進步的價格理論和計量經濟學(含統計學)等工具,藉以充實和活化他的農工兩部門模型,也就不教人意外了。

另一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印證李前總統農工兩部門構想的人,則是舒茲教授。和李前總統一樣,舒茲也是農家子弟,早年研究美國農業經濟,先在愛荷華州立學院任教(一九三○~一九四三),之後轉往芝加哥大學,從此把關懷視野擴展到開發中國家。除了經濟發展之外,舒茲另以人力資本理論和教育經濟學享譽學界,並在一九七九年和另一位「兩部門理論」的學者路易士(A. Lewis),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李前總統非常欣賞舒茲的研究,對其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書:《不安定經濟下的農業》,更是念念不忘。追隨他學習的念頭也成為李前總統第一次留學美國(一九五二~一九五三)選擇愛荷華的主因,可惜當時舒茲早已不在那裡。

農業經濟是整體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相互依存,所以農業問題其實也是部門發展失衡的問題,不可能單單從農業來解決;農業部門的轉型是啟動工業部門發展的重要基礎。舒茲的這些看法想必也深深烙印在李前總統腦海裡。

有別於「暗黑教主」馬克斯眼中的經濟發展是一件血腥的事(為了明天不再有任何階級和競爭壓力今天必須犧牲),舒茲的學說明亮許多。他甚至聲稱:「即使是在開發中國家,也沒有經濟學無法敲碎的貧窮鐵籠」。

但如果據以認為舒茲只是另一個對經濟發展盲目樂觀的傢伙,那就錯了。舒茲對農業在開發中國家的角色和發展困境,不僅觀點獨樹一幟,而且非常犀利。一九六四年的《轉型傳統農業》一書更是代表作。

舒茲的提問:為何傳統農業「有效率但仍貧窮」?

舒茲說,即使在落後國家的農村,仍可發現農民同樣具有經濟理性。雖然他們所使用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一成不變,但考慮到外在條件的限制,農民依然展現出高度適應能力和資源配置效率,包括是否擴大規模、創新及技術選擇、農家任務分工等重大決定。

外在限制尤指這些國家的政府未能好好提供發展農業所需的基礎設施(研究發展、新知告知),重稅盤剝之外並刻意壓低農產品價格,甚至對都會地區的照顧勝過鄉村或農業部門。正是這些政策扭曲導致農業低度發展和農民貧窮。此外,在談到糧食和政治問題時,舒茲也觀察到,都會地區特別是首都的窮人,遠比鄉下的窮人更具有政治影響力。

問題來了,傳統農業部門該如何現代化?最重要的改變策略是什麼?

舒茲的結論是,農民和農民所擁有的能力(含健康和教育等人力資本)才是農業轉型和現代化的關鍵,並非耕地大小、農場規模、土壤肥沃與否,天然資源或其他有形資本之有無。而且,發展需要耐心,政府很多的直接管制措施,往往會剝奪農民的自主判斷能力和極其珍貴的「企業家精神」,不可不慎。

無論是農業在總體經濟中的角色或農業政策中的經濟思維,舒茲教授顯然都為李前總統提供不少養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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