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立法院大幅修正警械使用條例，以使警察在正當使用警械時，不會有所顧忌。這雖是一大進步，但能否使警察無後顧之憂，卻待時間考驗。
現行警械使用條例第四條第一項，雖列有七款使用警械的時機，但內容多屬抽象，如非常事故、社會治安等，因於具體個案難以適用，致為人所詬病。故此次修法，即基於比例原則，依據對執法者的威脅程度，而為警械使用強弱的層級化規範。尤其是在警察面臨生命、身體威脅時，不再限定槍械種類，只要是屬法定器械而能達成阻止危害者，皆可使用，甚至處於可能致命的情況，也無庸再為警示即可開槍，以來防止悲劇的發生。
惟如此的規範，是否代表警察於事後，不會再受任何法律究責，卻也未必。如於用槍致死之場合，畢竟屬最高的生命法益之侵害，就涉及警察是否依法執行職務，致可阻卻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致死罪責之問題。而無論法律如何明確化使用警械的時機，卻不可能窮盡所有千變萬化的現實情況，要否起訴，最終仍是委之於檢察官的內在意志。或許，此次修法的真正目的，即是使空泛的判斷標準，能趨於具體與客觀。
而長久以來，即便檢察官認定警察用槍符合比例性，致為不起訴，卻還得面對民事求償的訴訟。雖一九八○年，立法院已訂定國家賠償法，故發生警械使用不法侵害人民權利時，自可請求國賠，僅在警察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國家於賠償人民後，才可對其求償。惟司法實務，並不否認受害者可依民法第一八六條第一項，向警察為侵權的損賠訴訟，就使其於執行職務時，還得心繫法院的官司。故此次修法，將警械使用致死傷，明文以國賠機制處理，即可避免警察受雙重求償之訟累。
而針對警械使用致死或致重傷的爭議事件，亦授權內政部委請專家學者組成調查小組，以釐清使用警械是否不當，除能為行政究責的重要基礎外，更可為教育訓練的教材，甚至是修法的參考。但此等調查結果，能否成為檢察官訴追與否，甚至是刑事、國賠訴訟的依據與證據，卻無法從條文中看出，卻是未來必然出現，且關係警察能否安心執法的重要課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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