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肺變成全球疫災，其中就業和工作秩序的大規模中斷和重組，恐是最值得關切的社會安全問題；其中尤以青年工作衝擊尤然。(資料照)

蕭新煌／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吳沛嶸／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資深助理研究員

武漢肺炎變成全球疫災，迄今方興未艾。它不再只是一個公衛、健康、疾病的世界問題，它的衝擊更遍及生活、經濟、社會各層面。其中就業和工作秩序的大規模中斷和重組，恐是最值得關切的社會安全問題；其中尤以青年工作衝擊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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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與德國艾德諾基金會（Konrad-Adenauer-Stiftung）日本分會，從二○二○年七月到二○二一年四月展開有關亞洲青年工作的衝擊和未來的政策研究，針對台灣、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四國，邀集當地的青年代表、政府官員、產業人士、智庫與學術界專家分別研商，以完成四份國情分析。

其實，在疫情爆發之前，這亞洲四國的青年失業狀況就已經是個令人擔憂的社會問題，依世界銀行二○一九年的數據，各國十五至廿四歲的青年失業率，台灣為八．七％、印尼十三．四％、馬來西亞十一．八％、越南六．六％。這些數字都遠超過各國平均失業率。以台灣為例，青年失業率約為整體失業率的三倍。各國的學官專家都指出，在疫情肆虐下，青年更輕易成為勞動市場下弱勢群體，這包括在職場的資淺者或是剛要進入職場的菜鳥。這些青年就業受害者卻又往往投訴無門，殷切期待各國政府及時的紓困和援助，否則疫災將製造另一種集體挫折和不安的社會災難。

各國的智庫專家也進一步分析，青年失業的主要肇因是教育和產業的人才供需失衡；一是教育體系所供的知識無法因應當下產業發展；二是產業發展的腳步無法趕上青年知識和科技的成長。台灣的問題屬於前者，即學校跟不上產業；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這三國的癥結則是屬於後者，亦即產業跟不上學校。因此東南亞諸國應督促企業提升產業價值鏈，協助企業科技發展，逐步減少當下低成本、低薪、低附加價值的產業型態，以減少學校教育超前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找不到合適工作的困境；而台灣則必須克服產業超前教育的另一個結構問題。

各國專家也紛紛指出，疫情衝擊下加速了工作型態的改變，如Uber等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興起或是派遣、臨時工等非正式就業（informal employment）的加速成長。但各國的相關法規、政策或社會安全制度卻都沒跟得上這股以青年為主力的工作新趨勢，導致許多這種青年勞工無法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障。因此專家們都極力主張在疫後社會安全網和社會保險制度都有必要建立。這種保障對藍、白領青年都一樣是重要的社會工程。

除了職場環境改變，職場生態也隨著疫情的影響和相關科技的已有發展，而產生變化。這對白領青年特別有關，譬如說未來的遠距辦公、異地辦公，恐怕成為另一種常態，企業將如何因應這種可能的上班型態而變更管理方式和員工互動關係，甚至考慮強化數位化的教育訓練和更扁平化的組織管理制度。

數位化的普及程度的不一，是這四國最明顯的差異，也因此導致不同的青年就業政策。印尼和越南都因都會和偏鄉在數位化基礎建設、資訊近用、科技素養、數位能力有嚴重落差。萬一在疫後數位化產業一枝獨秀，偏鄉青年必然落後在這股潮流之後，而愈來愈處於弱勢和必然被邊緣化。

台灣和馬來西亞或許比較樂觀，因此，對這兩國來說，具備數位能力的青年世代將會成為疫後職場的人生勝利組。這四國的官員和專家也都一致認為，教育仍然是改變未來最重要的政策，要改善亞洲青年就業前景就必須從教育做起。他們更具體主張要加強青年的「軟技能」（soft skills），如溝通技巧、人際協調、團隊合作等，而這些正是在網路氾濫下當下青年最欠缺的社會能力。此外，除了職場的硬軟能力外，四國的青年都必須學著批判思考，也唯有具備這種批判思考的青年才能因應未來的任何挑戰。

此外，我們可以從這亞洲四國青年工作前景的討論中，看出疫災對不同階級、區域、族群、行業的青年，其實也造成同中有異的衝擊。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觀點，我們應對弱勢的青年特別關心。

上述這些政策建議也將是台灣新南向政策在疫後應該積極提出的新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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