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東奧台灣代表團搭專機前往日本，卻傳出體育高層坐商務艙、選手坐經濟艙之事，引發社會譁然，也讓人想起二○一七年的體育改革，到底改了什麼？
各單項運動協會雖接受國家補助，但本質上屬人民團體，基於自治原則，主管機關能監督的力道相當有限，就易形成封閉體系。甚且各運動協會習於請政治人物擔任要職，雖可因此發揮影響力，並方便國家補助之申請，卻使各協會易為特定人或群體壟斷的現象，故有多少資源真用於選手上，就一直有疑問。
尤其選手參加奧運，其所背負者，往往已非個人榮譽，而是國人高度期待。惟在每四年的奧運賽事裡，總發現有選手受到不公對待。更糟的是，一旦選手受傷，到底這些國家補助的資源能到何等程度，才足以回復往日身手，卻常讓選手在暗地裡哭泣。若因此痛心而再蒙徵召時拒絕，又得背負不愛國的罵名，如此的結果，就令這些全心付出的選手倍感痛心。
在民眾要求體育改革的呼聲下，立法院於二○一七年全面修正國民體育法。其中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就規定，各協會須開放給所有民眾參與，且在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明文有罪確定者不可擔任理事長外，更於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明文，理事長不得任命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為專任工作人員，以期打破各協會的封閉與私有化現象。
惟在修法後的選舉，卻出現與政黨選舉類似的弊端，即人頭會員，或各協會找會員相互加入與灌票之情事。這些弊端，雖有被檢察官起訴且經法院判決有罪，卻都以緩刑為終，而因國民體育法例外允許此等情況仍可擔任協會要職下，現今的運動協會是否已屬公開、透明，肯定得打個大問號。
也因此，如何在國家監督與團體自治間取得平衡，尤其到底是繼續以規範密度極低的人民團體法、抑或全面法人化等，勢必得全面徹底為體育政策的檢討與改造。而當務之急，或在於選手代表國家出賽時，由運動協會與選手間，立下白紙黑字的契約，其中包括出賽前的訓練、比賽、機票、住宿、保險，甚至是受傷後的賠償費用等，既能免於像這次的搭機爭議，更能讓選手無後顧之憂。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