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勝添
無形又無所不在的紅線，在本質上扼殺創意，是故台灣戒嚴期間最高壓的時候，電影佳作寥寥。直到八○年代解嚴在即，「台灣電影新浪潮運動」風起雲湧，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大導演相繼登場，各自以代表作在世界電影舞台留名。
是什麼令台灣電影撐過戒嚴，贏來全球注目？政治、社會的轉變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創作人本身可敬的堅持。正是台灣電影人在困境中謹守價值，堅持創作，相信自己，時機一到方可發光發熱。他們的經歷，值得其他地方借鑑與學習。
香港過去有「東方荷里活」之稱，然而光芒早已逐漸消退。近日，香港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檢查員指引、「鮮浪潮」電影比賽取消放映以反送中運動為背景的作品《執屋》，不過正式宣告這個美譽，與「國際金融中心」的稱號雙雙殞落。
像觀看一齣已劇透的悲劇，雖然早知劇情，但真的看到，仍不禁傷感。這條路不知還有多久才走完，台灣的經驗讓大家看到希望所在。有心人自會堅持，這裡所說，其實也只是一聲「加油」。寫下來不為什麼，只因「人生而擁有表達的權利」，正如十名鮮浪潮參賽導演在質疑當局決定的聯合聲明中所言。
（作者為前香港傳媒工作者，旅居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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