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穎禎
企業在獲利的任務之外，懷抱特定的濟世目標，同時解決社會問題，這樣的想法非常令人振奮，成為近幾年倡議「創新」下熱門的創業模式。這個現象的背後，透露出的是市場經濟的缺陷，政府對社會問題的乏力，以及民眾希望翻轉體制的迫切。
然則，基此而生的「社會企業」卻是一個定義模糊、界線不明的綜合體。近日杜紫宸先生對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主張「開啟聯合採購，優先向社企購買，可以增加公共利益」是「胡扯一通！」的批評，直指多數人對社會企業錯誤理解的現象。台灣社會長久誤解社企的概念，甚至出現學者以「農業社會企業」為題作研究，雖然乍看有理，但當我們努力地也想找出國際間是否也有「工業社企」、「漁業社企」、「礦業社企」時，才發現這也是一個社企「現象七十二變」下產生的空洞無邏輯的詞彙。
社會企業，或者說社會企業模式，實則並非一個新的概念。十八世紀以降，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社會先打破傳統教會慈惠事業的優先性，其後接續德國威瑪共和迅速擴張的合作社運動，到廿世紀中期福利國家概念被具體化，社會企業模式在歐洲大陸已歷經百年洗禮。但這個模式應當以甚麼樣的風貌登上廿一世紀的舞台，一直是備受討論的議題。
在一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如德國，企業本身的運行原本就帶有相當的社會責任元素，其市場競爭政策也同時富含社會政策，只有在競爭政策失靈，例如參與者喪失勞動能力之時，社會政策才有現身的必要。在這樣的國家，「社會企業」的角色大不同於強調自由市場主義的國家，原因在於企業的權力地位，以及社會資源的分配與干預先後有別。
社會企業所強調的「社會價值」，同時也被許多懷抱偉大情操的企業以「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踐行著，倘若能夠有效的運用這些力量，那是不是還有推動「社會企業」的必要？藉由辨明「企業社會化」與「慈惠企業化」的區別，或許是一種提供答案的途徑：前者強調的是企業在時代演進中關注社會議題，並尋找商機，惟仍以賺取所得為本業，是一種經濟創新；後者則是將營運與社會服務結合，以所得資助社會服務，有高度的社會創新成份。雖然兩者皆具有「共享價值創造」的特徵，但目標的次序剛好相反。
帶有相當「以私人為國家之事」色彩的社會企業，在本土展現的方式與國家體制、文化、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但作為企業，還是須具備一定的營利能力，其商業模式仍必然要面對市場競爭的考驗。其以生產剩餘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作為願景，固然令人期待，但也不宜過度將社會企業想像成萬靈丹。
（作者為德國台僑，台德社會經濟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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