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臺灣
318公民運動強力水柱驅離社運者之場景（宋小海攝影）
社運工作者對於社會運動有什麼想法呢？他們在運動中經歷了什麼，有著什麼樣的社運記憶？本期我們邀請到 3 名參與不同運動的社運者，來分享他們的親身經驗。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任館長楊振隆。
受訪者：楊振隆就讀臺北醫學院時，便投身解嚴前後的各式黨外運動及環保運動。後來由於身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屬，對於平反運動的著力尤深，成功推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籌組，為現任館長。
Ｑ.比較關心哪類運動？
那時候我所關注的都是政治行動，像是泛政治的黨外運動、反國民黨的那種。到後來才又細分出幾種不同的運動，像是環保聯盟的、一般的黨外助選，還有創辦醫界聯盟。不過我最關心的還是二二八事件與人權。
Ｑ.社會運動與你的想像有什麼落差嗎？
1987 年二二八和平運動展開時，二二八家屬原本都是被動的受邀，主要的參與者依舊是社運人士。到 1989 年底，我們覺得不能只是「坐轎」，不能一直找民進黨，或依賴其他社運人士的幫忙。於是，有些人開始組織二二八的家屬，我也就加入這個工作。那是最苦的一段時間，因為我們不知道家屬在哪裡，只能用打聽的。打聽到後，卻吃了很多閉門羹，因為他們的驚惶還在，深怕再受迫害。
而社會運動通常也都不是像一開始想像的、預期的那樣。例如二二八家屬在取得主導權之後，反而是這個運動災難的開始。有了主導權，個人的私欲就開始影響運動。有些人是為了賠償金才進來的，為了要賠償多少，自己人就吵不停了。我第一次對二二八運動感到失望，是濟南教會那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要召見二二八家屬，光是為了要派誰作為代表，他們什麼難聽的話都喊了出來。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通過後，我曾灰心地淡出二二八運動，跑去幫忙臺獨及環保運動，直到二二八關懷總會要向內政部登記立案，我才再回來幫忙。那時候二二八家屬給社會的印象不太好，因為很多人都只是為了利益而出來嚷嚷，也有許多情緒性的發言。所以二二八總會正式立案時，除了立定正確的目標，同時隔絕那些脫線的行為及人物。
Ｑ.在參與運動當下想的是什麼？
就爽啊！參與黨外運動跟國民黨對抗很爽，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不敢做，以前爸爸也一直說「囝仔人有耳無嘴」。但我覺得反抗不公不義是天經地義的事。
Ｑ.社運現場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1994 年爭取總統直選。李鎮源當總領隊，許多社運人士包括醫界聯盟、民進黨和台灣教授協會（以下簡稱台教會）等，去占領了臺北車站長達一星期。最後一天晚上，大約九點或十點多，聽到警察可能會驅散的消息，台教會、醫界聯盟的成員決定從北門側移到另一側的第一排，所以我們就拉起旗子移到以前中正一分局的那一側鐵絲網前。當我們走過群眾之間時，他們一直鼓掌，還拉我們的手。那個感覺真的很爽，讓我決定跟警察拚了！所以說群眾的掌聲是麻醉劑，還有那些英雄式的歡呼，我現在想起來還會起雞皮疙瘩。
然後，那一晚我就被抬走了。那是我第一次被抬。
那晚還有一件事情。羅文嘉跟著台教會來，他跑到最前線，先跟大家留基本資料、聯絡電話，被抬走之後，就再打電話去確認大家回到家了沒。後來我就學起來，要求有人負責這個。警察以前會把人帶到警察局監禁，但解嚴之後，對待社運人士就比較人道一些。占領車站那次，他們也只把我們載去濟南路底，就叫我們下車，把我們「丟包」在那。
Ｑ.怎麼看待一場社運的成功與否？
我覺得從事社運的人要反省，因為我們的目標可以理想化。但因為很多目標都是透過政黨來實踐，不可能達成百分之百，如果能達到六、七成，就不錯了。像早期民進黨跟社團關係很近，民進黨也有很多人是社運出身的，但這不表示我們是民進黨黨員。
我們也要思考，該如何不斷把年輕人吸收進來，就算是以後變成政黨內的人才也沒有關係，這樣才會繼續擁有影響力。不能在我們的人才進去體制後，就坐享其成，等著資源上門，而不與時俱進。
Ｑ.有被運動所影響或改變嗎？
參與社運之後，我開始用人性的角度去看事情，就不會容易生氣了。以前有時候會很容易生氣，像剛開始的二二八遊行，走到大稻埕聽到有個「本省人」說我們「吃飽太閒」。大稻埕是臺北最「綠」的地方，一樣是臺灣人，竟然還這樣說我們。我一氣之下就捶了他的頭，但後來想一想又去跟他道歉。 人性就是這樣，又怕死又懶惰。後來我也就比較可以理解其他二二八家屬他們的心態，也能釋懷了。
黃佳平現年 35 歲的中生代社運者。
受訪者：黃佳平現年 35 歲的中生代社運者，2011 年從世新大學社發所畢業。從 21 世紀之初便開始參與樂生、教改、高雄後勁反五輕、反服貿等運動。現為專職奶爸，在家兼差，努力突破性別框架。
Ｑ.出自什麼動機，讓你選擇投入一場運動？
有時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像是高雄後勁的反五輕運動。我是在當完替代役後，透過地球公民基金會的介紹而加入反五輕運動。其他參與過的社運，基本上是朋友相約，或自己覺得事關重要，就會加入。所謂「事關重要」通常不是指規模，而是切身相關，或具有某種急迫性。切身相關的像是 2002 年時參與教改和反體罰運動，而具有某種急迫性的有反服貿運動、樂生保留運動。樂生那件事情牽涉到人的強制安置，在臺灣醫療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Ｑ.在一場運動裡你通常扮演什麼角色？
很難說，隨著議題的不同階段推進，扮演的角色都會不同。在反五輕運動中，我的角色簡單來說是「中介」和「雜工」。「中介」是指協調後勁社區與其他外來組織，而「雜工」基本上就是幫社區長輩做各種事情。
我一開始工作時，要負責規劃一個關於「煉油廠轉型生態公園」的比賽，從寫計畫書到整個案子的執行，都要做。後來，為了使自己和他人更了解反五輕運動，我也做了一些研究、規劃課程，並解說導覽。
Ｑ.社運現場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在 2015 年後勁慶祝煉油廠關廠的跨年晚會，那是我從事社會運動的巔峰。我在很多朋友的幫助下辦完晚會，邀請到很多厲害的表演團體，像是拍謝少年、蕭賀碩、生祥樂隊、台青蕉、農村武裝青年。
Ｑ.一場社運結束之後，會有失落感嗎？
不會。因為以反五輕運動來說，雖然已經達成訴求了，卻有非常多後續要處理的事情，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例如，我之後就開始做社區導覽工作坊，因為我覺得雖然煉油廠關了，但需要去思考後勁這個地方的發展是什麼、還可以做什麼事。我認為可以先「重新」認識後勁，再做下一步的具體規劃，於是就找了地方的年輕人做社區導覽。
Ｑ.有被運動影響或改變嗎？
有，每一次參與運動我都有改變。我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實習，在那之前，我和許多參與運動的大學生一樣，認為階級運動是很重要的事情，常常會喊著要「跟工人在一起工作」之類的口號。但是，實際去那個協會待了一個暑假後，我意識到自己根本不是跟勞工階級在一起工作的料。因為我父母都是老師，自小生長在中產階級的家庭中，完全無法適應跟勞工講話和相處的模式。再加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太沉重了，我心理上無法承受。從此以後，我不會隨便講出「跟工人在一起」這類的話。
Ｑ.怎麼看待社會運動的成功與否？
我覺得要認真做一場社會運動，大多數時間像是在念碩士班。因為參加社運，要對社運關注的議題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才能比較適當地擬定策略。
社運的成功或許就是達到訴求，但每個議題狀況不一樣。對後勁的長輩來說，煉油廠關廠，反五輕運動就成功了。但我當時想的是，反五輕運動不僅是要讓煉油廠停止而已；它另一個層面是關心生活在這裡的人，有沒有權利和能力去決定自己要的生活方式。在這個層面上，反五輕運動不會就這樣結束。後續的污染整治問題，以及在未來都市計畫或都市發展上後勁的定位、角色與可能性，都是應該要去思考的。
至於樂生保留運動，對我個人來說是失敗的。因為希望留下的東西，都沒有留下。當時會覺得很氣餒，於是就會找很多理由幫自己開脫，像是「我人不在臺北啊，不能去參加」之類的，逃避參與。有人說這是一種運動傷害。
Ｑ.是否曾經在運動中受傷過？
扭傷、挫傷、拉傷都有。2016 年旗山大溝頂面臨拆遷。4 月 1 日副總統陳建仁來參與旗山火車站的開幕式，我們為了擋拆而去堵他。我被警察拖走，腳就扭到了，腫了起來。那年我本來報名暑假的北海道馬拉松比賽，但因為腳扭到就沒辦法去。遇到這些事情的當下和事後會很不爽，甚至會有想要打警察的念頭，但都只是想想。
社運中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是絕對不會設計一個行動要拿石頭丟警察，或是出拳打警察。但如果警察偷偷折手指、給拐子，我們大概還是會還手抵抗。
被欺負了，除了超不爽外，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我們在法律、行動策略上有沒有改進的空間。因為警察在現場沒有什麼法律規範，要抓你就抓你。所以會思考有沒有機會透過一些行政或是司法行動，讓警察在集會遊行、陳情抗議這類主張言論自由、維護人權的行動中，比較收斂一點。
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林名哲。
受訪者：林名哲原本念電機，後來研究社會學。從 2006 年開始以義工的身份參與勞工運動，後來逐漸變成一名組織策劃者。2011 年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成立，擔任該工會的秘書長至今。
Ｑ.參與社運的當下，在想什麼？
其實當下會進入一個情緒比較高昂的狀況，會有一點腦衝血、比較激動，對著警察大喊。有一次因為勞工七天假的議題去朱立倫競選總部抗議，就被他告，理由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還好後來大家都沒被起訴，只有被檢察官傳喚問話。
過了那個情境後，有一種「下戲」的感覺。在當下大家通常比較激昂，但脫離那個情境後，就會冷靜下來。不是說當下是在演戲，只是會覺得平常自己不是這樣子。
現在，我參與勞運已經有十年以上的經驗了，因此會有心境上的轉換。我剛開始比較容易產生情緒性的反應，像是同情、憤怒。但現在會針對整個歷程有更多的反思：我們影響了什麼？這些抗爭有沒有達到原先的目標？另外，有些運動理論會強調「培力」，希望讓當事人變得更有 power。我也會思考我們的培力訓練是否成功。
Ｑ.社運現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入行初期接的一個案子。那時候有一家工廠要遷廠，從一個縣市遷到另一個縣市，引起員工反對，因為他們將因此被迫通勤或搬家。我們協助他們組織一個工會，向公司表達訴求。公司希望所有的員工可以配合遷廠，願意提供交通車，或給予更多的薪資。到了後期，員工分成兩派，有一部分的人可以接受公司的方案，有些員工因為沒辦法配合，希望公司提供資遣費，但公司堅持不給資遣費。所以，最後只剩下一半的人繼續抗爭，爭取資遣費。
對於工會內部分裂這件事情，我感到蠻挫折的。不管是能配合公司的人，還是想要拿資遣費的人都沒有錯，因為他們各自的處境不同。最理想的狀況是大家團結起來，滿足各自的要求，但實際上沒有達成。
後來我跟一個前輩討論這件事情，他表示「分裂」是本來就會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兩群工人的利益本來就不一樣，要他們團結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我試著調整心境。我從一開始責怪自己、質疑自己的能力，或是責怪組織對象很短視近利，到後來讓自己接受不如理想的結果。
Ｑ.是否曾經參與運動的時候受傷過？
我曾經被警察抬走，但沒有太激烈，或受了什麼傷。後來我的角色轉變，要自己主持一場抗爭，會開始思考這次的活動要到什麼程度，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甚至跟同伴討論抗爭的尺度，並留意該如何掌控現場的情緒，避免參與者受傷。
Ｑ.你還想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嗎？
現在就當他是一份工作。當然會有焦慮或擔憂，不知道這麼多年來，有沒有累積或前進。
Ｑ.面對與你意見相反的人，你是否曾經嘗試說服他們？
我比較懶得花時間在網路的酸民身上，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站在組織者的立場，我在意的是，可否接觸到「能夠組織的對象」，也就是比較有可能加入工會的人。如果是現實中可以接觸到的勞工，我就會想要說服、拉攏，以增強工會的力量。
因此，我的工作就會包含如何跟還不接受或不贊同工會的人溝通，讓他們願意支持工會。我會有一套固定的論述去談這些議題，來支持自己的立場。後來根據經驗，我發現重點不是用什麼方式溝通，而是如何看人。有些人可能要「放生」，有些人可以拉攏。懂得看人，就可以推測他的想法，進而知道該如何說服。
Ｑ.是否因為心理壓力而引起的「社運傷害」？
前面講的案例，讓我很難過、很失落。
我事後覺得，這是一個認清現實的過程，要學習去接受、面對和消化，所以後來並沒有因此離開這個領域。那時的經驗沒有造成陰影或創傷症候群，但確實影響我思考和看待事情的方式。 在我們這個圈子，問題或許不是傷害，而是倦怠。這算是一種職業病吧？看了很多案例，就會變得比較無感，並且不斷自問所作所為究竟有沒有產生實際的改變。如果想不出所謂的改變，就會覺得更倦怠，更不想面對。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理想、光榮與傷害：三名社會運動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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