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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超A評論》當代兒童遊戲場:從西方到東方的環球旅程(上)

同為東亞國家,為什麼台灣的兒童遊戲公共空間如此貧乏,但日本全國,從北海道到沖繩,卻有如此眾多且廣泛設置、周全設備的兒童遊戲場呢?考察日本遊戲場的歷史資料,卻可以發現,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兒童遊戲場形式的發展,很可能是一個跨國文化變遷的環球旅程。

石易平/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近年來,隨著航空業的興盛以及台灣社會對於休閒旅遊以及家庭活動的需求,年輕家庭興起了一股到日本體驗兒童遊戲場的親子旅遊風潮,每每在暑假前,約莫五六月時,旅遊業者莫不摩拳擦掌,針對暑假親子旅遊的廣大市場猛力促銷,從東京迪士尼樂園,到湯瑪士小火車搭乘,充斥在旅遊雜誌專輯與廣告中。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親子部落客風行的,到日本的地方公園,例如沖繩、東京、甚或是北海道等地標榜的公園兒童遊戲場介紹。

與此同時,台灣在地的兒童遊戲場地景也快速變化著:由於數個民間團體如特公盟、身障童盟等等的奔走疾呼,以雙北為首,台灣開始建置許多共融兒童遊戲場,促使台灣幼童父母們開始意識台灣都會公共空間中,嚴重缺乏家庭與兒童的休閒空間的議題,也因此更渴求讓孩子奔跑、攀爬、甚至冒險的社區遊戲空間。

以雙北為首,台灣開始建置許多共融兒童遊戲場,促使台灣幼童父母們開始意識台灣都會公共空間中,嚴重缺乏家庭與兒童的休閒空間的議題。(本報資料照)

然而,引人好奇的是:同為東亞國家,為什麼台灣的兒童遊戲公共空間如此貧乏,但日本全國,從北海道到沖繩,卻有如此眾多且廣泛設置、周全設備的兒童遊戲場呢?考察日本遊戲場的歷史資料,卻可以發現,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兒童遊戲場形式的發展,很可能是一個跨國文化變遷的環球旅程。因為日本兒童遊戲場的歷史起點,竟是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那麼,兒童遊戲場的原型又是怎麼在北美大陸上誕生的呢?

要方便汽車通行?還是孩子的命?一百年前的「還我街頭兒童遊行」

「1908年11月1 日,五百名紐約市兒童在素有死亡大街的第十一街遊行,他們的示威針對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 訴求將路上的鐵軌移走…這些可憐的示威者通常目睹他們的同伴在貨車下死亡,並且,兄弟姊妹也有以這種方式去世的…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他們頂著一個小孩的棺材蓋,作為一個象徵符號。」

這場被歷史社會學家 Vivian Zelizer 稱之為空間爭奪戰的遊行,不僅僅是少見的兒少主體發聲與議題,更彰顯了,在汽車工業開始發達的二十世紀初美國都市,兒童與混亂的馬車、汽車、行人、輕軌電車爭奪遊戲空間的時代悲劇。在此之前,街頭從來一直是兒童勞動、娛樂、甚至運動競賽的空間,是玩伴聚集處,是移民家庭子女,得以在狹小的居家空間外,盡情玩樂與社交之處。

與此同時,歷史學家也指出,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西方社會逐漸將孩童從勞動生產的價值,轉變為情感上的寶貝,街頭橫死的也不僅僅是窮困的送報童,也有可能是缺乏公共遊戲空間的中產階級子女。綜合這些條件,在當時的有識之士,尤其是婦女,積極地以母職角色切入,為當時貧困移民工人階級兒童的遊戲空間請命,稱為「美利堅遊戲場運動(American playground movement)」。

當時的有識之士,尤其是婦女,積極地以母職角色切入,為當時貧困移民工人階級兒童的遊戲空間請命,稱為「美利堅遊戲場運動」。

兒童遊戲場的道德意義:移民共融

在這場空間爭奪戰初期,缺乏社會位置的兒童遊戲竟然變成了犯罪。二十世紀初,美國有些州立法禁止兒童在街道上玩耍,兒童街頭遊戲變成了刑事犯罪。西元1914年暑假期間,有將近四百名紐約市兒童因為在街頭玩球被逮補,被控以「製造噪音」與「侵害財產權益」等罪名,可說是兒童街頭遊戲的黑暗時期,令人匪夷所思。

慶幸的是,與此同時,當時的有識之士,尤其是中上階級的女性與母親們,也開始組織資源與人力,為當時兒童的遊戲權益尋找出路。1885年,一群中產階級改革者女性發起了「美利堅遊戲場運動」,首先是波士頓,接著東岸、中西部、最後是西部。一開始的遊戲場就只是沙坑,使用大型木箱,裡頭裝了一些沙,玩沙工具,以及一些所謂「工作要用的器具」讓孩子玩,通常遊戲場的元素就包含沙坑、一些體能訓練設施、還有讓年長孩子得以進行團體遊戲的空曠空間,若是公園中的遊戲場,可能還有加上跑道或其他可以讓成人、青少年鍛鍊體能的設計。在擁擠的城市勞動階級社區中,利用私人募款,在社區空地建立的遊戲空間,使用者經常是貧窮的移民家庭。

「美利堅遊戲場運動」的媽媽改革者,將社區遊戲場視為是一場針對勞工階級兒少道德重整的工程。將遊戲場視為一種社會控制、甚至美國化移民家庭的新創工具。與今天過份結構化的童年時光恰恰相反,當時的倡議者強調有組織、有成人監控的遊戲,來規訓成天遊蕩、父母無暇管教的兒童與青少年,將勞工階級兒少從過份擁擠、骯髒不潔的居家環境中抽離,也將他們帶離可能極度危險的街道(可以想像當時街道的交通並不如今日有條不紊,很可能是充滿馬匹與泥濘的道路,加上他們可能被幫派吸收成為扒手、小偷或是參與賭博活動),playground甚至能夠扮演使這些兒童與青少年遠離幫派影響的街頭,使他們不至於淪為都市黑幫組織犯罪的犧牲者。他們企圖將勞工階級兒童轉化為有教養、順從的愛國勞動者,每天,遊戲場會以類似台灣升旗典禮的儀式揭開序幕(播放愛國歌曲、升旗、行軍),如果孩子在遊戲場中對同伴咒罵、吸煙、嘲笑他人或進行打鬥(cursing, smoking, teasing and fighting),就會被驅逐出場。

他們企圖將勞工階級兒童轉化為有教養、順從的愛國勞動者,每天,遊戲場會以類似台灣升旗典禮的儀式揭開序幕。(nycgovparks.org)

用兒童遊戲場做社會運動,其中經典案例之一,是Jane Adam(1931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美國芝加哥一手創立的Hull House 。位於現今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服務當時芝加哥德國與義大利裔的兒勞動家庭兒少,以及單親媽媽,以知識份子的協力圈,提供街頭遊盪的孩子縫紉、體育、與音樂活動,以及沙坑、體育場、積木、秋千、上肢體運動遊具(stride),從歷史照片,我們可以窺見這個在實踐上,幾乎等同於台灣大學社會實踐計畫的美國社會運動著名案例,若仔細窺看當時住宅分布的族群顏色圖示,就座落在芝加哥弱勢族群之中,其保存的活動海報,更顯示Hull House以文化和藝術活動,親子遊戲與社會自立支持,代替批評與救濟,在一百年前,默默點起了兒童遊戲權的一把火。

Hull House位於現今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維基共享)

遊戲場的社會意義:空間中的階級與性別

其實,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的改革知識份子已經意識到,不同階級的人在都市空間中的爭奪與不均:當富裕家庭享有較多的綠地公園之時,窮困的勞動階級則居住在擁擠狹隘的公寓,以及缺乏公共綠地的社區。舉例來說,在1889年的芝加哥,每234個有錢人共用一畝綠地,但對窮人來說,卻是高達4720人共享一畝公園與遊戲場空間。

除了階級,早期遊戲場也有性別差異。過去在兩個新英格蘭地區的育幼院兒童遊戲場遺跡,發現當時有性別隔離的設計,女孩在靠近屋子的部分玩洋娃娃和下午茶玩具,男孩則是持有彈珠、小士兵以及折疊小刀等玩具,男孩的遊戲場較大、擁有較多體能設施以及較少的遮陽樹木。女孩仍舊不被鼓勵在公共遊戲場玩耍,因為父母擔憂其團體競爭的遊戲有損女孩的形象,女孩的遊戲場配備烹飪、縫紉等場景,為了保護穿裙子的女孩玩耍翹翹板、盪鞦韆、旋轉鞦韆等等動作的隱私,女孩的遊戲場經常需要大量的樹木與籬笆遮蔽。這種性別隔離的實踐,直到1972年聯邦政府要求各級學校必須在戶外體育課程平等對待兩性,才開始逐漸導正。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與其年幼兒童,在戰爭期間與戰後美國接收時期,不斷經歷各種對於「童年」與「成年」的概念變遷與文化衝擊,加上戰爭帶來的災難性創傷,以及隨後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兒童相關專業與藝術建築領域專家的高度發展,造就日本戰後對於兒童遊戲場的巨大變遷與廣泛設置,將是本篇文章下集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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