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助理教授
距離明年總統與立委選舉只剩下不到三百天，我國主要政黨也紛紛準備開始總統與立委候選人的提名作業。民進黨即將在四月中進行全民調初選，而國民黨光為了初選方式就吵翻天，目前仍未定案。
國民黨總統初選留下徵召伏筆，國民黨立委憂心，二階段可能重演「換柱」，呼籲黨主席吳敦義與表態參選的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談，必須所有人同意，制度要明確。（報社合成照）
政黨初選：黨員票vs民調
我國政黨過去在初選時起初都是用黨員投票（不然大家入黨做什麼呢？），但根據吳安蕙於2018年的研究指出，台灣兩大黨不約而同的逐漸改採用民調的方式來取代黨員投票，不只是可以降低派系的影響力、比較具公正性、也希望派出的候選人在大選時更有競爭力。在過去的菜市場文中，我也曾提過全靠黨員投票就會面臨候選人跟政黨雙層賽局的困境，在黨員投票得票越多，代表跟整體選民的距離越遠，因此可能大選時輸得越慘。
但另一方面，初選時舉辦的民調到底對大選結果有多大的預測力，其實很難說。根據筆者針對2014年縣市議員初選民調跟大選結果的整理，可以發現縣市議員初選民調跟大選結果毫無關係，初選民調越高，在大選往往得票越後面；而初選民調低到要靠保障名額才出線的人，在大選搞不好還能衝到最高票。
（蔡英文臉書）
初選對政黨而言利大於弊嗎？
然而，許多人擔心的不只是民意調查公正與否，而是黨內初選的過程：假如大家為了爭奪初選殺得刀刀見骨，那麼到了大選豈不是無論誰代表出征都已經黑掉了嗎？這樣對大選結果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有害？
在政治科學最新的研究中，針對這個問題大多是研究美國的黨內初選。學者一開始先把黨內初選整個過程拆成兩種不同的指標，第一個是黨內初選的競爭程度（competitiveness），第二個則是黨內初選的分裂程度（divisiveness）。
在過去的研究，政治學者常常把兩者劃上等號，認為越競爭的話自然就越殺紅眼囉！但Ｗichowsky與Niebler （2010）分析2008年歐巴馬跟希拉蕊黨內初選戰到最後一刻的過程，發現兩位候選人就算民調接近時（競爭程度高），攻擊對手的負面競選的廣告數也沒有因此比較多（分裂程度沒有比較高）。兩位作者因此建議，初選時的競爭程度跟分裂程度要分開計算才可以，兩者對之後大選帶來的效果也會不同。
兩位進一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數影響後，民主黨的希拉蕊跟歐巴馬競爭越激烈的州（競爭程度），該州之後在總統大選時民主黨歐巴馬的得票也會顯著增加。顯然地，這次拖得很長的激烈競選也幫助了原本相對比較沒有名氣的歐巴馬逐漸拿到全國知名度。另一方面，歐巴馬跟希拉蕊在選舉前的互相攻擊（分裂程度），對於歐巴馬在之後大選時在各州的表現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
簡言之，從這個2008年的美國總統初選案例來看，初選的良性競爭是對於大選有利的。而到底要良性競爭還是惡性競爭，不一定跟選舉激烈與否有關，而仍取決於候選人及競選團隊的一念之間。
2008 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辯論。（美聯社）
另一篇Jewitta與Treulb於2014年發表的研究，分析美國2010的眾議員選舉，他們這次把分裂程度以共和黨是否出現極右派的茶黨候選人作為指標，過去假設是這些極端候選人在初選時大鬧，會讓自己溫和派的隊友就算在黨內初選獲勝，也會在大選得到負面的影響。但研究結果顯示，初選的競選激烈程度以及分裂程度（是否有茶黨出現）越高，都對共和黨的候選人的得票有正向的幫助，也能衝高投票率。
然而，黨內初選對整體結果的影響跟對個別黨員的影響似乎不太相同。Cross與Pruysers （2017）分析加拿大國會的黨內初選後，發現假如黨員支持的候選人沒有通過初選，他們的確特別容易退黨抗議或乾脆神隱。另一方面，Kernell （2015）跨國分析17個國家的黨內初選制度跟黨員之後在大選中的表現，發現說假如黨內初選是由上級決定結果的話，黨員在之後正式選舉時的參與度越高；反而假如黨內初選是黨員投票決定，這些黨員之後在大選的參與度反而越低。當然，這樣的結果很難去進一步討論因果關係，但這整體趨勢是有趣的，「選舉輸家」（初選支持的候選人沒選上）的效果很明顯。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29日舉行新書發表會，談及與蔡英文初選，笑稱「千萬別用宮廷劇角度看我們」。（資料照）
小結：規則本身仍有許多懸念
最後，雖然台灣的兩大黨都逐漸採用全民調方式進行初選，但全民調本身是怎麼執行的恐怕也是爭議焦點之一。舉例來說，到底是要對比式民調（每個人分別跟某假想敵比）還是互比式民調（黨內互相比）、到底要多少比例的手機民調、到底要在平常日還是周末打電話、到底可不可以用台語打民調電話，都有可能會對最後的民調結果有所影響。規則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過程的展現。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黨內初選殺紅眼，對大選結果有利還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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