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子壹
自由時報頭版報導「窮人多繳高學費 私大協進會籲發教育券」一文，筆者心有戚戚焉。但除了指出窮人子女就讀公立大學比例僅一成九，獲政府補助較少，就業機會較不利，而導致階級複製的問題外，本議題還有更多面向可深入探討。
先讓筆者舉兩個例子，一是最近光復高中學生放學時幫忙救護車在交通阻塞的狀況下通行，斗大新聞標題指出，這群私校生的行為「讓中指蕭汗顏」，隱含諷刺「台大學生」的意思。二是筆者生活中聽見，某私校大學生對公立大學生說：「你真孝順，好好讀書讓家裡不用付那麼多錢。」
筆者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說明，「教育」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中，不僅是「有錢補習家教的學生能上好學校，更能找到好工作」的功能性機制，教育分類、標籤的過程，更將許多「道德意涵」貼在教育頭銜上。一個好學生同時意味「好孩子」、「好人」、「好工人」，這才是為何「好工作」常與教育程度相伴而來的核心機制。
在馬總統宣布啟動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歷史時刻，我們不應忽略，教育過程並非中立的黑盒子，與社會經濟結構相應的權力赤裸裸在學校內運作。宣揚「教育機會平等」的同時，我們仍不能忘記新馬克斯主義的忠告，教育仍是台灣階級再製的核心機制，且再製在每一個受教過程中、在就讀大學優於技職體系、就讀公立大學優於私立大學的社會評價中。
正如貴報所報導的，當窮人在教育競賽中（比甚麼？誰是裁判？）落入私立大學，而必須繳交較高額學費時，我們不應忘記，正因為我們「相信」競賽是公平的，所以我們接受「輸的人必須付出較多代價」的機制，也接受「輸的人未來比較沒有機會」的結果。其實，正是透過教育競賽的分類，合理化現存的階級分化。在十二年國教與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民國百年，就讓我們共同迎接「文憑社會」的到來吧！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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